建设“智慧法院”不能只是单纯地从司法效率提升角度来理解，它更是司法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大众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工作，意义重大。 
设置 “合议庭评议音字转化智能支持系统”，合议庭评议实现“记录事半功倍、评议全程留痕、合议名副其实”；初步实现以律师姓名为关键词，可检索到其代理案件的判决文书、代理案件总体范围、不同案由占比等反映律师具体执业情况的相关信息；利用司法大数据，对金融诈骗类犯罪进行趋势分析（包括数量、金额和量刑）、类型分析（包括八大犯罪类型）、被告人分析（包括犯罪手段、年龄、职业等）、被害人分析……这些并不只是电影电视中才有的场景，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在融入上海“智慧法院”建设中。
日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法学会共同举办“‘十三五规划’与司法发展系列研讨之六——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智慧法院”研讨会。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百余人与会，对于如何推进新科技与司法改革建设融合、如何推动“智慧法院”建设优化升级提出不少建议对策。
“智慧法院”是国家战略
为什么要建设“智慧法院”？
2016年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将建设“智慧法院”列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上海一中院院长陈立斌指出，建设“智慧法院”是人民法院应对“诉讼爆炸”、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法官办案效率，实现诉讼服务全方位、零距离、无障碍的主要路径；是实现司法管理科学化，乃至延伸司法职能，促进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智慧法院”建设，有利于推进审判能力现代化、诉讼服务便捷化和司法管理智能化。
上海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林国平认为，信息化是人民法院的一场深刻变革，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智慧法院”工程不仅能促进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等，也是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有效措施。但是在建设中，也要进一步注重信息化建设的稳定性、针对性和可复制性，紧紧围绕审判执行第一要务，立足于应用、实践和创新，着力推动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更加方便群众诉讼、服务法官办案。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王德进副巡视员指出，现在人民法院有两项重要任务——依法履职和改革创新，这两者都必须依靠信息化这一工具辅助完成。他以“人民法院信息化常青之树”图像形象地介绍了智慧法院建设总蓝图，并强调以大数据为中心是智慧法院建设的重要特点。在回顾了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庭审公开等方面取得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及最高人民法院自2013年底启动的核心工作——数据集中管理等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在智慧法院人工智能系统方面的最新专项研究成果。
司法数据是高价值数据，要用好司法数据红利
有与会者表示，要建设好“智慧法院”首先要弄清楚其含义，既要发挥技术所长，又要避免技术使用带来新的问题，使科技使用真正推动法治发展改革。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认为，“智慧法院”中的“智慧”两字，不应纯粹理解为技术，应该是基于理念、通过机制最终形成的一种能力。“智慧法院”建设离不开新技术的使用，但其核心目标应该是效率和公正，并实现“提高效率、加强管理、有利监督、提升互动、提供便利、实现共享”的功能。律师是诉讼参与方，也应当是智慧共建者、数据共享人。对于律师而言，建设“智慧法院”应关注如何更好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祥青指出，当前法院案多人少的这一突出矛盾的缓解和解决，需要依赖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有助于延伸法官的能力。但值得提出的是，司法裁判活动中运用技术助力司法公开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密，兼顾司法公开与基本人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对借助数据来表现司法裁判中的判断这一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事物，建议采取由简及繁、由程序到实体的路径。规范的重点，应当首先适用于简单案件，之后才是复杂案件。此外，推进“智慧法院”的运用和建设，还要处理好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关系，研究没有禁区，而实际运用应当有步骤地稳步开展。人的潜力无限、技术无边，人工智能提供了广阔空间，“智慧法院”有着非常美好的愿景。
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提出，综合考量“‘司法公正’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司法效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司法资源’获取的有限性”等因素，现阶段司法改革的主要方向应当是提高司法效率。实践证明，效率提升是短期可期目标，“数据司法”正是提升效率的必然之选。此外，高质量的数据有利于助推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建好数据模型，提升信息公开质量，是“智慧法院”建设的应有之义。下一阶段，则可以通过数据化来促进标准化、提升规范化、推进公开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研究员认为，推动信息化首先要注重数据资产。他介绍了数据资产的概念及分类、所有权归属等问题，重点论述了数据资产的保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对于数据资产的立法研究，尽快研究我国数据开发利用的保护法，并加强与现有法律之间的衔接。要明确免费使用数据不等同于使用免责，杜绝滥用免费数据行为。妥善处理数据资产开发利用与过度保护、保护隐私等方面的关系，在保证数据资产自由流动的同时，应加强对于流失风险的防范。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认为，“智慧法院”的建设，应重视发挥各方面各专业智慧人才的协同攻关作用。建设“智慧法院”，应当在准确全面认识、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运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加以进行。“智慧法院”的建设，要强强联合，更要强强融合。我们在享受数据红利的同时，也要警惕技术依赖乃至数据恐怖行为的出现。
上海一中院院长助理胡光宇教授认为，数据革命在影响经济的同时也影响着司法改革，带动着司法数据关联服务国家的政治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在大数据时代，司法数据是高价值数据，建设“智慧法院”的一个意义，在于把司法数据鸿沟转变为司法数据红利。同时，又不能只是单纯地从司法效率提升角度来理解，建设“智慧法院”更是司法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大众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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