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目前，绝大多数的气候政策要么关注如何加快能源供应从化石燃料向可持续能源转变，或是如何减少生产中的碳排放，亦或是如何使投资和金融市场脱碳，对于碳排放需求侧以及如何使消费脱碳的关注却较少。
这一缺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罗汉堂的社会科学家们从商业实践出发，通过数字技术的视角，探索了数字技术在帮助社会达成减碳目标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前瞻性，罗汉堂的努力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两位罗汉堂社区成员 ——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领军人物、绿天鹅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另外，循环商业模式先驱彭莱（Peter Lacy）和密歇根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国际产业生态学会候任主席、国际顶尖期刊《资源、保护和回收》主编徐明也加入其中，共同完成了一份名为《实现净零排放的数字循环经济》（Digital Circular Economy for Net-Zero）的报告。
这份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 “世界地球日”发布的报告认为，数字化和循环经济的有效结合，加上社会治理的合理引导，可能是解决气候危机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
什么是数字循环经济？
数字化通过虚拟化、数据监控、收集和优化，以及通过连接人和企业来提高能源效率；而更高的效率可以通过更少的能源消耗完成相同的活动，这就可以减少碳排放。但只有在需求侧朝着正确的方向引导时，数字化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
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恢复和再生的经济模式，旨在通过技术和生物循环，使产品、组件和材料始终保持最高的利用潜力和价值。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寻求最终将全球经济发展与有限的资源利用脱钩（Ellen-MacArthur 2015）”。理解循环经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数字革命改变消费和生产习惯，并使其变得更可持续。
结合数字化和循环经济的优点，罗汉堂报告提出了数字循环经济（DCE）的综合概念框架。它不仅仅是两个独立概念的加总。通过将数字化嵌入循环经济中，使两个过程相互影响，从而消除各自的缺陷。一方面，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可转化为循环经济的效能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实现规模化，循环经济可以实现有意义的碳减排。
最重要的是，只有在有意愿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下、和有目的社会治理体系下，D（数字）和C（循环）E（经济）的这种积极互动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为了实现净零的目标，就应向这个状态靠拢。
商业创新体现在何处？
为了进一步阐述“数字循环经济”这一概念，罗汉堂在本报告中深入剖析了五个在业务和技术上产生创新的商业模式。
要素循环：使用可再生能源、基于生物的或可完全回收利用的材料；
产品使用延长：通过维修、再加工、升级和转售延长产品使用；
资源回收：从废物或副产品中回收可用资源或能量；
共享平台：通过使用、触达或所有权的协作模式，聚焦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使用率；
产品即服务：生产者保留所有权以提高生产率。
罗汉堂的案例研究表明，即使是成功的商业模式，如共享汽车（优步、Lyft和滴滴）、房屋共享（Airbnb）、二手交易（Craigslist和闲鱼），若没有一套规范人们消费和行为的社会经济体系，可能就无法实现碳净零排放。这告诉我们，向数字循环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数字技术变革和创新循环商业模式，还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型，从而实现全社会参与新的商业模式和数字循环经济。
个人碳账户的商业实践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罗汉堂的学者们一起看看“个人碳账户”这一创新在商业实践中的应用。
众所周知，碳减排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可能会存在冲突。一方面，能源价格需要被大幅提高，以刺激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国加大对节能产品和服务设计、建造和销售的投入，从而实现碳减排。从长远看，这对实现净零排放至关重要。然而，为激励绿色消费而产生的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带来了生活成本的提高，这尤其对低收入群体不利。
那么，社会应如何调节相互冲突的目标呢？
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可以缓解该冲突的方式，这就是基于个人碳账户的激励机制，即为消费者提供减少碳排放的激励。相较于企业实施的排放交易和碳定价，个人碳账户更侧重于需求侧，依靠建立社会和道德规范来帮助纠正市场失灵，避免温室气体过度生产。
由于近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家庭，但大部分旨在减少排放的公共政策针对的是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因此个人碳账户可以将个人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与全球碳减排目标直接联系起来。
首先，个人碳排放体现在家庭和个人交通使用能源所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其次，还体现在个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中的间接碳排放。个人碳账户的目的是增强个人的环境意识，并给予个人直接参与缓解气候变化的途径和动机。同时，个人碳账户也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纠正机制。通过基于市场的数字化碳排放匹配和交易，个人碳账户鼓励并补贴低碳行为，并在个人层面增加对碳密集型活动的征税。此外，设计良好的个人碳账户机制也可以弥补对低收入人群的不利影响。
早在 20 年前，英国政府就曾试图推行个人碳账户计划来减少家庭碳排放，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拒绝。有很多原因，包括社会接受度低；在众多的政策议程中，该计划的政治优先级低；以当时的技术来衡量，该计划的壁垒和实施成本过高；最后，方案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分配影响。
在今天，巨大的社会和技术变化使个人碳账户计划变得更具吸引力。在政治层面，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签署了净零排放目标。在技术层面，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型数字平台的蓬勃发展，壁垒已大幅减少。数字化个人碳账户似乎已成为一项顺应时代的举措。
应用案例层面
相比于英国政府个人碳账户的“胎死腹中”，高德地图在北京推行的项目是一个较为成熟且成功的案例。该项目旨在通过改变消费者对个人碳减排的态度和行为，从而促进从私家车使用向可持续交通的转变。它的创新之处在于：
高德地图不仅可以提供实时导航服务，还可以作为一个叫车平台，连接数百万私家车用户和乘客，从而实现规模效应。
该项目将公共交通数据，例如地铁、公交车和火车乘客量数据与私人交通数据相结合，提供了各类交通出行手段全貌。这是一种公私合作制。
高德地图中累积的个人碳信用与外部碳交易所相连，经认证的用户碳减排数量可在北京绿色交易所进行交易。
高德推出的“出行即服务”项目是一次相对成功的尝试，已进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高德拥有相对广泛的用户群和一个精密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然而，鉴于其复杂性和庞大的用户规模，该项目需要平台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即便其他城市可以借鉴很多系统性经验，但具体如何因地制宜的规划和推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内容来源：罗汉堂观点
编辑：阿里云研究院市场活动主管 马骏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