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计算机的灵魂？”余宙华用孩子式的语气问长桌旁坐着的小女孩。
小女孩认真地想了半天，有些腼腆地犹豫着给出了余宙华期待的答案：“程序。”
2018年7月，我在阿儿法营海淀人大校区旁听了一节少儿编程试听课。这堂给孩子讲的编程课并没有让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我感到“小儿科”。相反，我觉得很新鲜，心想自己如果当初上的是这样的编程课，或许就不会转行了呢。
48岁的余宙华是少儿编程培训机构阿儿法营的创办者，也是这个培训机构课程体系的主要研发者。如今少儿编程培训行业正越来越“热”，最近几年国内的少儿编程培训机构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地冒出来。余宙华创办阿儿法营的2010年，这一行还处于“蛮荒时代”，他眼看着整个行业在八年时间里从无人问津到熙来攘往。
每个创业者都有自己创业的缘起，余宙华是因为他的儿子。儿子出生以后，他很关注教育，也有许多自己的思考。其中一个思考成果是：碰上孩子“最兴奋的那个点”，父母一定不能回避，这是教育孩子的“抓手”。2009年，余宙华碰上了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最兴奋的那个点”。儿子着迷游戏，有一天甚至鼓起勇气找他“谈判”，把原本约定的每天半小时游戏时间变成一小时。这时，余宙华意识到是他作为父亲出手的时候了。
余宙华自己就是一个IT工程师，“玩”电脑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就想到主动教儿子玩电脑，但“我要让你玩儿得更酷”。他先是“嘲笑”儿子，你天天在这儿打怪，多无趣啊。儿子问，那还能怎么玩儿？然后余宙华就开始向儿子“炫耀”他的玩法。但他用BASIC、C语言写的代码在屏幕上显示的“奇迹”丝毫没有打动儿子。余宙华意识到有“一个巨大的屏障”堵在他所熟悉的编程魅力和孩子之间。Scratch这时进入了他的视野。
Scratch是MIT于2007年开发的一款面向儿童的图形化编程语言。它与程序员使用的语言不同之处在于——不用写代码。Scratch可以让孩子们像搭积木一样写程序，并且可以做出各种有趣的作品。程序的本质是算法和逻辑，Scratch省去了写代码、调试语法错误这些对孩子们来说枯燥的环节，保留了编程最本质的部分，其中用到的算法、逻辑与程序员工作中所用的并无区别。
这个工具正是余宙华需要的。他用Scratch给儿子教了几次课，儿子的兴趣果然很大。他和儿子约定每周六早上给他上课，儿子周末睡懒觉的习惯都改了。他就想到给儿子报个班系统地学，但找了一圈，没有。市场上只有像北大青鸟这样面向成人的编程培训机构。这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不如自己开班吧！他相信北京一定有很多像他一样想把孩子从着迷游戏往“正道”上引的家长。
说干就干，一个多月后，余宙华就辞去了他在一家外企的高管职位。2010年春天，他招到了第一个学员。40岁的余宙华从一个IT工程师变成了“余老师”，余老师不缺钱，不缺经验（2002年到2007年，他在全职工作之余与朋友合伙开过一家数据库营销公司），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要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否足够有意义。有朋友给他泼冷水，说，你去教英语、数学，还能吃得挺好，教编程你会饿死的。余宙华不为所动。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事情值得做。他相信智能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到那时，对编程完全没有概念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面有一个本质的因素，就是我们文明的演化，我是被这个大潮带着走的。当你发现下围棋的人都下不过计算机了，开车的人都不开了，一个抽象的代码在替我们完成如此多的工作，你不仔细想你不会感到震惊的，但是你仔细一想你会觉得我们人类太了不起了。”余宙华在他给孩子上课的房间里向我分析他走进这个领域的动因。
他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是进大学之后，那是1988年。至今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震惊”：“我突然发现我就写了那么几行代码，然后一个一个事情就发生了。”这于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后来这个新世界一点点地向他敞开，电子邮件、互联网、人工智能……在工作中他也对它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在余宙华看来，计算机是人类智慧“最高的体现”，从教自己的儿子时他的目的就是要将“这种巨大的美带给孩子”。所以当少儿编程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很激动”，这正是一个完全契合他的价值观的创业项目。
阿儿法营更像一个家庭作坊，余宙华是其中的灵魂人物。创业八年，现在团队也只有九个人，有八个人都在教课。他自己现在每周仍然要上至少10个小时的课。余宙华的课乍听上去有点不像编程课，他从芯片讲到脑细胞，从灵魂讲到程序，嘴里不时冒出一些有意思的表达：“编写程序的魔法是我们人类发明的最牛的魔法。”“计算机就像自动钢琴，琴键有19亿个。”“程序是有生命的，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工作，一种是睡觉。”
刚创业的时候，除了给阿儿法营的学员上课，余宙华还争取机会进入了北京育才学校，给四年级的孩子开编程兴趣班。他用在儿子身上的招儿依然奏效，第一堂课就立刻“征服”了最淘气的孩子。余宙华上来就用Scratch给他们show了一段程序，“他们就进入了。”他给孩子们讲，编程就像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有一天干活累了，他想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说要有光，那就有光了，要有动物就有了动物，要有山脉就有了山脉；编程也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有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你把它做出来就成了。”到下课孩子们拎着书包往教室外走的时候还记着他的话：“余老师，我们以后都要做上帝！”
教孩子们编程这个事儿吸引余宙华的除了编程，还有孩子。他喜欢甚至“崇拜”孩子，每次和几个朋友相约全家一起出去旅行，他一定是负责带孩子的那个。他对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好奇。他印象很深的一次，儿子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洗澡时突然很忧伤地问：“爸爸，太阳系要是毁灭了怎么办？”在他看来，成人在孩子面前显得很是庸俗，他们每天思考的尽是鸡毛蒜皮，而孩子很容易就会问到关于世界本质的哲学问题。
对余宙华来说，给孩子们上课既是向他们学习，也是在帮他们为进入成人世界后会遭到的挤压提前“撑”开空间。“人的精神世界是在不断地被他的生活压扁。在幼儿园的时候你要拯救人类，然后到了小学阶段就小一点儿了，到了中学说我要高考，到了大学毕业，北京的房价这么贵，老婆都找不到……我要说，在现实把你压扁之前，在少年的时候（我）把它撑得大一点。”余宙华边说边做着手势，“如果我撑到这么大，它最后压到这儿；如果你撑这么点儿，就压瘪了。”在他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是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帮他“撑”开了空间，他现在要用编程帮他们“撑”开这个空间。
但让人们理解学编程对孩子的价值，还是有难度。2010年，余宙华在网上搜集了北京几乎所有重点小学的校长电话，挨个打过去，除了育才学校全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给育才学校领导介绍的时候，也差点就黄了。后来还是靠游戏这个话题成功吸引了已经跑神的德育主任。德育主任说他最烦心的就是学生们玩游戏，还在班里传阅《植物大战僵尸》的攻关秘笈，“讨厌极了。”余宙华抓住时机告诉他，我们应该用编程占领校园文化阵地，“把消极的电脑文化变成积极的电脑文化”，这才打动了育才学校的领导。
打动家长也需要现实的理由。除了“矫正”痴迷游戏的孩子，更有力的理由是升学。余宙华总结了三个说服家长的理由。第一个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因为有编程特长，进了人大附中”，第二个是“编程大概能让你的孩子数学变好”（数学是小升初的关键）。第三个理由介于“功利”和“非功利”之间：程序容不得任何细节错误，所以计算机能让你的孩子不稀里马哈，从而培养他们“注意细节、追求完美”的品质——这样孩子就不至于总考不了100分了。
余宙华理解家长的“功利”，他想在应试和“真正的教育”之间做一个平衡。“我自己也是家长，所有的家长都在这种夹缝里面。一个目标是希望孩子成功，成功意味着什么呢，高考考得好，中考考得好。还有一个希望（是）孩子快乐和（满足他的）兴趣、真正的求知欲。这两个有时候是矛盾的。比如你天天地刷题刷题，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失去了。我说你的孩子已经刷题刷得够多了，你得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释放一下他的创造力、想象力。你知道最终是没有人给你发卷子的。谁给马云发卷子啊？你面对的是这个世界。”
余宙华也从客户群体中发现了社会分层。由于少儿编程终究还远没有像奥数和英语那样直接与升学挂钩，接受它的意愿总体上与家长所处的社会阶层成正比。在最初的两三年里，报名阿儿法营的孩子大都来自高知精英家庭——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集中在尊重他们的兴趣并释放他们的创造力上。他招到的第一个小学员就来自典型的这一类家庭：父亲是归国的哈佛政治学博士，母亲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副部级干部。到北京郊县或者三四线城市做讲座的时候，余宙华的理由往往说服不了家长。很多家长直接就问：小升初能加分吗？当他们听到否定的回答之后，顿时就没了兴趣。“你就会发现他们还是更功利一些，他们关心的就是升个好大学。”
但外在形势也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余宙华的预期。他当初确信少儿编程是有未来的行业，但他没有想到，“未来”来得这么快。这八年里，他感到招生“从最开始特别不容易，到现在是越来越容易”。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2017年3月，浙江也开始将信息技术（编程包括在内）纳入高考选考科目。
最近一两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找过来了。以前余宙华需要先和他们解释孩子为什么要学编程，现在这个环节可以直接跳过了。他们上来就说，我们想学编程，你们的课程是怎么设计的？整个大环境都在帮着余宙华和他的同行们“教育”家长，他们每天都在各类报道和网络舆论中感受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的信号。“2010年做到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了，如果当时说（北京）有10万潜在顾客，现在潜在顾客已经有千万级了。”
余宙华给校内学生讲编程
国务院发文之后，资本也纷纷找了过来。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余宙华平均每周都要见两拨投资人。他并不排斥融资，但谈了一圈没碰到一家“情投意合”的。他希望将课程研发作为阿儿法营一个长期的、核心的工作，但和他聊的投资人在乎的只是复制、扩张。投资人经常“质问”他：“余老师你讲这么深有什么用呢？家长懂吗？你只要孩子玩得高兴，你把钱赚了就好了呀。快速复制啊，讲这么深干吗。”
但这显然不符合余宙华的初衷，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做一桩生意。对他来说，第一动机是教孩子们编程，商业反而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他没有很多创业者身上那种蓬勃的商业欲望。这种意义上的欲望他也有过，但已经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他曾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靠做期权交易赚了1000万。在体验过那种“尖锐的成功的刺激”之后，他发现它不是他想要的。那是一种“一针打进去爽得不行，随后就是空虚”的“很弱”的幸福感。他想要的是“深厚的、绵绵不绝的”幸福，就像现在阿儿法营给他带来的。
“这个孩子你教他，他慢慢长大，像儿子一样。一轮一轮的，巨大的幸福。”也正因为此，余宙华在阿儿法营的角色几乎没有变过。学员从最初的每年几个一步步地变成十几个、几十个，到现在的七八百个，但他主要的精力一直都花在课程上。管理上几乎不占据他什么时间，“吆喝一声大家（就）把活干了。”从构思到做PPT、试讲、录视频，一堂课要花上他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到现在正好做了100堂课）。“你得完全沉下来，以孩子的视角、理解力重新构造这门课程体系，所以就特别慢。”余宙华反复向我这么强调，一个是“孩子的视角”，一个是“慢”。
他会给孩子们讲一些让他们“很吃惊”的事实以及背后的原理。比如，五彩斑斓的图画在计算机上用0和1两个数字就表示了，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显示器上可以调节亮度的红、黄、蓝三色小灯泡。余宙华的课融合了数学、科学、哲学等多领域的内容。他会通过程序和孩子们探讨一些有意思但很深刻的问题。其中有一堂课是“伦理学启蒙”，这堂课是为了回答一个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在现实中是该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坏人？
阿尔法营老师
余宙华先和孩子们讨论出了一套规则。游戏里设置三种人：好人（好人总是敞开怀抱）、恶人（恶人总想占别人便宜）和普通人（普通人的特点是以牙还牙）。他们相遇会导致几种事件：好人与好人或普通人相遇，发生一次“合作”，双方的“血”都升高10%；坏人和坏人或普通人相遇，发生一次“战争”，双方的“血”都下降20%；好人和坏人相遇，发生一次“盗窃”，好人的“血”下降30%，坏人的“血”升高30%；普通人与普通人相遇有70%的概率发生“合作”，30%的概率发生“战争”。如果一个人的“血”降到0，这个人就从舞台上消失，如果升到200，这个人就分裂为两个。程序写好之后运行，看计算机给出的结果。
这曾是莱布尼茨曾经设想过这样的场景：遇到某个棘手的问题，人们就围在桌前，用他设想的“普遍文字”（可以理解为现代计算机语言的雏形）把问题写出来，然后说：“让我们算一下！”问题迎刃而解。当然余宙华设计的程序并不会真的让问题“迎刃而解”，但他想通过这样的程序给孩子们打开一扇扇的门。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好人先消失，坏人接着消失（坏人以好人为食粮），稳定增长的是普通人——看来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最好。
但如何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呢？余宙华紧接着抛给孩子们一个他们也许一生都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创业并没有让余宙华的生活变得焦虑和紧绷。相反，现在余宙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了。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外企做高管还是第一次创业，他从来没想过在做的是自己要干一辈子的事。但现在他很确定，“能把（阿儿法营）这个事干好，这辈子就行了”，“人生会很圆满。”他在一篇文章里分享过一个瞬间。某天，几个北大附中的孩子在阿儿法营上课，“特别安静，特别高效在那儿做”，他当时就想：“只要有这样的时刻在，其他都不是事儿。”
余宙华阅读兴趣广泛，最近在读福柯的《词与物》、华罗庚的《高等数学引论》，《说文解字》也没事儿常翻，算法相关的书更是一直在看。当然他现在最大的“兴趣”还是教案。每当碰到有意思的，他都想着怎么放进阿儿法营的课程里，“能不能给孩子开个门啊。”他也会在手机上写写程序，有时就在路上，兴之所至就写完了。在余宙华看来，编程是个无底洞（“你知道我学了这么多年啊，我现在天天觉得自己跟个白痴似的”）。Scratch也是如此。他认为Scratch“再研究十年也研究不透”。
余宙华和阿儿法营合伙人（左二）
让他欣慰的是，当年在课堂上播下的种子也在一个个地发芽。“有的孩子玩音乐可能玩了十几年，他一下子玩编程（玩了这么多年）。”余宙华和我说起一个学员的故事。今年5月份学员家长刚和他见了一面，跟他“分享儿子成功的喜悦”。这个学员刚刚考上纽约大学计算机系。2010年，小男孩正升五年级，当时只是为编一个游戏报了阿儿法营。这段学编程的经历改变了这个天赋平常的孩子。他在阿儿法营学了两年，初中毕业后去了美国，但对编程的兴趣始终不曾放下。到美国他接着学了JAVA，还在社区教美国小朋友学Scratch。数学也变得很好，还拿了美国数学奥赛金奖。
余宙华的愿景是让全国一亿孩子学会编程。阿儿法营所有的发展都围绕着让更多的孩子学习编程这一“原点”展开。团队曾经有人反对引入加盟商，但余宙华觉得这可以让北京之外更多的孩子接触到编程，还是力排众议做了。“我说我只有一个目的，没有什么2B、2C，就是2孩子，然后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他也很重视和官方的合作（“一个省的教委如果有一天你打动他，他可能一下就会影响成千上万的学校，这种影响力我是看重的”）。在用于课程研发的大部分时间之外，剩下的余宙华都花在了这一块。他和团队先后到北京育才学校、中国科技馆、北大附中等学校和机构开课，帮助中国科协为全国1200名中小学教师做了少儿编程教育培训，与中国科协联合举办了数届少儿编程大赛……
余宙华现在喜欢向别人推广他多年前在一本书中接触到的一个概念：第三语言。所谓第三语言也就是说，计算机语言已经成为继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之后的第三种语言。余宙华认为这三种语言分别对应了三个时代：自然语言对应的是农业和手工业时代，数学语言对应的是工业时代，而程序语言对应的是我们正身处的这个智能时代。“替代人的智力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生产方式的改变，它对应的语言就是程序。”余宙华对我说，“很多老师他们也没有理解为什么要教编程，所以说他们的底气不足。我就跟他们说，你教的是第三语言，这个语言一生都会影响他们的思维结构的。有的时候也许我并没有编程，但是我是用程序来想这个问题。这是这个语言的本质，它是对世界做一个model嘛。”
“再过二三十年，那时候可能智能时代已经完全来了。那时候我觉得人类的工作方式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这个事情，你说可不可以让中国这么多小孩都不知道？这一定要做，现在教育部、正规的院校也都开始做，但是我们就是走得早一点，我也愿意到时候把我们的经验跟所有的老师们分享。所以只要在这个洪流中能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我觉得这个人生就有意义。”
关于正在涌来的时代“洪流”，余宙华向我讲了一个让他很有感触的细节。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一个三岁的孩子和妈妈说要去吃麦当劳，妈妈说今天没时间就不去了，然后孩子用手在面前划了一下，说：“没关系，划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日常场景让余宙华“特别震惊”。“我当时就想，这孩子就像神一样，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一个古代社会，一个人说我要吃东西，（划一下）来了，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孩子已经适应了这种存在。他一划，驱动了多少人？那边就开始干了，他这一划就驱动了这个世界。”在“这一划”和世界之间传导驱动力量的正是他在教给孩子们的程序“魔法”。
原文发布时间为：2018-09-7
本文作者：刘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