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媚外”这个词倘若用兰波的诗来翻译，必定是那最出名的一句“生活在远方”。“洋”和“外”诚然指的是西洋和外国，但我们不妨往大里解读：“洋”是异域，是神秘；“外”是遥远，是未知，这可不就是“远方”的全部含义了？“洋”和“外”可不就是“远方”这个内涵最恰当的外延？撇开其他各种不谈，光只这一点理由，人们“崇洋”，人们“媚外”也都无可厚非了。从这个角度讲，“崇洋媚外”恰恰是褒义词，是无可指摘的。如若不是这样，当年海涅欲“乘着歌声的翅膀”，“向
着恒河的原野”，飞往“最美的地方”，可不就要被斥为“崇洋媚外”了？
我就是个顶“崇洋媚外”的人，喜欢极了外国文学。从小就惊异于课本里长长的外国名字，中学以后就将头埋进一页一页的书里，咀嚼法国的奶酪，思慕英国的绅士，痴迷于美国南方的庄园，做着丹麦童话式的梦。久而久之，就得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声。
“洋”和“外”投射在空间上是未知的异域，投射到时间上便是遥远的古代。竖行排版、繁体字、或文言或古白话，古代文学像高深的佛光，看不清，只满心景仰；又像精致的古玩，猜不透，又一味摩挲。远古神话、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似一串长长的明珠，闪耀在各自的时空。
于是我惊异地发现，我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崇洋媚古”。但我旋即又发现这个说法也不恰当，因为在古代文学之外，我还喜爱中国的现代文学，而且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古代文学。
中国的现代文学严格来说是一个不太远的时代。它于我而言是一个交织着新与旧，充斥着热血与激情的存在；更因为这一个浪漫的存在已经逝去了，我便潜意识里将它归进了时间的“远方”。所以我不是“崇洋媚古”，还是“崇洋媚外”。
于是我更加惊异地发现，在我所有对文学的喜爱里，是不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当代。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学从来没有一个完整概念，没读过几部作品，也没想过去读几部作品。像我这样一个人，照理说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是不该有什么想法的，而事实是，我自觉而又自信地忽略了它的“价值”。
首先是因为它在我所处的时代，其次它与现代文学比起来显得太过黯淡，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一个是光芒万丈的“远方”，一个是色泽黯淡的“眼前”——你看，真的不能怪我。我也许是一个连剧本都没看的蹩脚的三流演员，在“我的文学，我的态度”这幕剧里认真地演起了“傲慢与偏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傲慢与偏见”，演得煞有介事、自得其乐。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一座圣山，然而一直没有人能够爬上去，它便成了一种遗憾，转而又成了人们攻诘中国当代文学的证据；终于莫言爬了上去，然而似乎造成了更大的遗憾，“爬上去”这一事实又转而成了人们质疑圣山神圣性的证据。如果鲁迅或沈从文得了，想不会有如此多的非议。
这场“爬山”运动似乎证明了一个没有明言的事实：不是诺奖不认可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认可自身。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一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傲慢与偏见”，这是一个时代的“傲慢与偏见”。
这场“傲慢与偏见”的戏是有理由解释的。
对于中国当代的读者和评论者来说，现代文学绝对是一个歆享，是一个恩赐；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者，现代无疑是挡住前路的泥沼，是遮住月光的乌云。
现代作家绝对是幸运的一代。动乱是他们日常吃的饭，变化是他们日常喝的水；吃得太多，喝得太多，要说的话也愈加的多，为人生，为艺术，为国家，为惨淡的光景里充实的钱袋——这是一个适合创作的时代。
当代作家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动乱倒是经历了不少，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政治挂了钩；变化也见到了很多，可是无可奈何地遭遇了商业。于是笔尖不是遭到了压抑，就是触不到市场；话要么只能随着别人的意愿说，要么只能顺着别人的口味说——这不是适合创作的时代。
而且现代作家们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话无人赞同，无人赞美。旧时代的封建文学已经被排除在外，未来时代的文学还么有到来，广阔的时空里只剩了自己，这一群破坏者，这一群开拓者，这一群天才，这一群骄子；可赞美的只有自己，值得赞美的也只有自己。
现代作家盛赞自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他们确实值得盛赞。历经了时间的沉淀，他们俨然成了一座高峰，横亘在当代文学前路的高峰。
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女孩子出嫁，隔壁的姑娘是总也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她精致的妆容和丰厚的嫁妆的，偶尔说了几句赞美的话，语气里也总带了不服气。倘若出嫁者是耳闻来的哪个富家的千金，又另当别论了，甚至不惜用了夸张的手法去赞美婚礼的盛况。当代文学便是那个出家的女孩子，现代文学是那个富家千金，当代文学的评论者们是那个隔壁的姑娘。这例子也许不太恰当，但它揭示了文学评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喜欢痛批当代。人们往往要等上20年才能意识到那时代的价值。于是作家们要在艺术上达到顶峰似乎就只有两条路径：要么早死，以退场作登场，成一段绚烂传奇；要么长寿，拿青春赌明天，等一个公正之名。
当然这不独独是当代文学评论存在的现象，而且这并不是说文学评论是如何如何狭隘。因为评论者们身处当代，了解多了些，感受也多了些，要求便也更多些，对当代作品略有微词是顶自然的。现代文学不在自己亲身经历的时代，光这一层就多了个光环，加之它也确实精致，再去吹毛求疵就顶傻了。这还是“生活在远方”在作祟。
另外当代人评论当代人，个中纠葛更加微妙。赞美有时候近于谄媚，况且没有一个人的作品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所以还是批判来得稳妥。个别头脑灵活的人更深谙其好处，要知道，责骂比赞美更能让人印象深刻；负面新闻比正面的更能让人出名。
想到这一层，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20年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被极大地意识到，曾经批判的时代在那时看来成了文学的盛世，曾经令人厌恶的年轻人成了令人敬畏的天才——这不就显得太过讽刺了吗？
当然，这只是假设。但我不能不想到陶渊明。在他的时代，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人一样，隐逸在不被世人注意的角落。如若不是萧统，不是其后诸多的诗人文豪，他和他的作品很可能永久地隐逸在历史的尘埃。即便他后来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失落的文人士大夫精神上的归宿又怎么样，再多的盛赞与推崇于他又有何关系，这只是一场迟来的错位。他的时代欠他一个公平，历史弥补不了他这个公平。
也许20年后“傲慢与偏见”会停演，文学评论疯狂地为现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感伤，怀念那已逝的集体青春。当然，这只是也许。如果“也许”成立，那么在作品问世之初就予以正确公允的评价似乎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
当初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靠着理解解除了对彼此的傲慢与偏见，当然这花了一些时间。我知道要破除我的“傲慢与偏见”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时间。我得说我现在还是死硬的“崇洋媚外”分子，顽固地偏爱外国文学、中国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值得庆幸的是我已经准备走出第一步：试着不傲慢、不抱偏见，试着去理解。谁知道呢，也许这将是一次完美的结合，我可不能因“傲慢与偏见”错过了一场美丽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