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网络诈骗中，虚构身份的运用正在从简单的冒名顶替走向对名人、网红等公众人物身份的系统性伪造，以利用特定人群对曝光与声张的顾虑实施诱导。2026 年 11 月，韩国首尔松坡警察署宣布捣毁一个以泰国为据点、借助虚构名人身份的虚假招嫖网站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估算约 17.7 亿韩元。本文以此案为材料，分析虚构名人身份在诈骗话术中的诱导机理、面向特定人群的针对性设计、多借口高频次的资金榨取模式，以及犯罪组织在层级管控、账户轮换与跨境设点上的反侦查安排，进而考察情报协作、联合抓捕与红色通缉等跨国侦查手段，并讨论对受害人的法律处理边界，进而从识别要钱信号、强化账户与平台治理、深化公众教育与跨国合作等维度提出防护路径。研究表明，虚构身份之所以有效，根植于公众对身份可信度与声誉顾虑的心理依赖，防护须从话术识别与制度治理两端同时推进。
关键词： 虚构身份；网络诈骗；社会工程；资金榨取；国际合作
1 引言
2026 年 11 月 3 日，韩国 SBS 电视台英文新闻刊发报道，首尔松坡警察署当日宣布，一个以泰国为据点、借虚构名人身份的虚假招嫖网站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捣毁，涉案金额估算约 17.7 亿韩元，折合约 130 万美元。报道显示，警方自去年 7 月起陆续将团伙 10 名成员移送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厅，指控其涉嫌加入并运营犯罪组织、违反电信金融诈骗被害预防相关法律，其中 9 人被羁押移送；另有 14 名出借名义账户的人员被移送，约 10 名涉案人员被立案调查。
该案在手法上与此类犯罪的一般形态相近，却在两个细节上颇具分析价值。其一，犯罪团伙在诈骗过程中虚构出网红、模特乃至名人身份，声称所谓性工作者希望避免身份暴露，以此打消受害人的戒心；其二，一名受害人在 16 笔转账中被骗取约 1.5 亿韩元，借口涵盖见面定金、安全核验费、系统修复费、出金数据费与信用恢复费等多项名目。这两个细节集中指向了网络诈骗话术的两个核心机制：对虚构身份的信任构建，以及对受害人沉没成本与声张顾虑的反复利用。本文以该报道所述事实为材料，围绕虚构身份的诱导机理、资金榨取模式、组织运作与反侦查安排、侦查协作与法律适用边界以及防护路径五个问题展开分析。
2 虚构身份在诈骗话术中的诱导作用
2.1 名人身份伪造的心理机制
报道显示，该团伙在为受害人虚构交易场景时，声称所涉性工作者为网红、模特或其他名人，且因不希望暴露身份而要求额外保密费用。这一手法并非简单的信息造假，而是对社会工程攻击中身份可信度原理的运用。在一般诈骗话术中，攻击者需要借助权威、紧急或稀缺等要素维持话术效力；而虚构名人身份，则同时利用了名人效应带来的稀缺感与曝光顾虑带来的私密性暗示，使受害人在心理上倾向于相信交易对象是真实存在的、需要保密的、因而值得额外付出的人。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名人身份在此类话术中的功能，本质上是把受害者对知名度与成功者的天然信任，转嫁到一个并不存在的交易对象之上。受害者未必相信名人的具体身份，但会下意识地把对方与高价值、需要谨慎对待联系起来，从而降低对后续加价请求的警觉。这种信任转嫁，构成了虚构身份诱导得以成立的心理前提。
更进一步看，名人身份还提供了话术上的合理性外壳。受害人在面对网络交易时，本就存在对对方真实性的天然怀疑；而将其包装为害怕暴露身份的公众人物，恰好为这笔交易的隐秘性提供了看似顺理成章的解释。疑问被转化为故事的一部分，受害人的警惕在不知不觉中被话术消解，这正是虚构身份相较直接索财更具迷惑性之处。
2.2 面向特定人群的针对性设计
报道指出，该团伙的虚假网站主要面向表达了购买性服务意愿的男性群体，已确认的受害人约 100 人，均为 20 至 40 岁的男性。诱饵的针对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将交易对象限定于有特定消费需求的人群，使话术能够精准命中目标；其二，利用该群体不愿声张的顾虑，显著压低其主动报案的概率。报道特别说明，警方未对受害人单独立案，原因在于相关法律并未就此类行为设置惩罚性规定。这一细节提示，受害人对法律后果的顾虑，同样是攻击者得以长期作案而未被及时发现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从攻击成本看，针对隐秘需求人群的设计使犯罪团伙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以较低暴露风险持续作案。受害人群体的沉默，客观上为犯罪组织的运营提供了时间窗口，也使得此类案件的早期发现更多依赖资金异常线索而非受害人举报。
芦笛同时指出，针对隐秘需求人群的诱饵设计，其有效性还建立在受害人难以公开求助的前提之上；此类受害人在受骗后往往选择沉默而非及时报案，这使犯罪团伙得以在更长时间内重复使用同一套话术，也提醒防范宣传应降低受害人的求助门槛、提供不附带污名的举报渠道。
3 多借口、高频次的资金榨取模式
3.1 单一受害人的多节点损失
报道披露了一名受害人的具体损失过程：该受害人在 16 笔转账中被骗取约 1.5 亿韩元，付款名目包括与性工作者见面的定金、安全核验费、系统修复费、出金数据费与信用恢复费等。这一案例直观呈现了此类诈骗的资金榨取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通过多个借口、在多次交互中逐步实现。不同名目在逻辑上相互衔接，形成一套看似合理的收费链条，使受害人难以在某一节点察觉异常。
从整体看，报道指出个体受害人的付款额从最低 2 万韩元到超过 1 亿韩元不等。这一跨度既反映了受害人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差异，也说明犯罪团伙会依据对受害人经济状况的判断动态调整索财幅度。资金榨取的高度个性化，是此类犯罪区别于批量式诈骗的重要特征，也显著增加了侦查与追赃的难度。
据 DiMiao, CN 分析，多借口设计的目的在于让每一笔付款在单独审视时都显得合理，从而避免触发受害人的单次警觉；而多次交互的积累，则使受害人在持续的承诺与等待中不断投入，最终难以接受已经支付的钱款无法收回的现实。这种以合理性包裹不合理诉求的手法，正是社会工程攻击得以奏效的关键。
从话术结构看，多借口榨取的每一笔名目都在前一笔的基础上追加，形成环环相扣的承诺链条：定金确认了交易意向，安全核验费暗示了风险管控，系统修复费与出金数据费则指向一个即将可用的结果，信用恢复费更以善后的名义进一步索取。名目越多，受害人越倾向于认为流程本就复杂、收费必然繁多，从而在心理上接受了持续付款的合理性。
3.2 沉没成本与信任维持的叠加效应
报道还显示，犯罪团伙会在诈骗过程中虚构情境、持续推进，以使受害人相信交易正在逐步接近成功。在 16 笔转账的案例中，受害人之所以一再追加付款，既因为每一笔名目都附带了新的承诺，也因为其已投入的金额越高，越难以承认交易根本不存在。这一过程体现了沉没成本效应对决策的锁定作用：受害人并非不了解风险，而是在持续投入后无法轻易抽身。
与此同时，虚构名人身份在维持信任方面发挥了持续作用。当受害人相信对方是希望保密的公众人物时，其对加价请求的容忍度会显著上升，因为保密本身被包装成了合理成本的一部分。信任维持与沉没成本相互强化，使资金榨取得以在相当长的周期内持续推进，直至受害人资金耗尽或最终意识到受骗。
从侦查角度看，多笔小额转账叠加的高频支付模式，也为涉案资金分析提供了切入点。此类犯罪虽通过更换账户规避直接追溯，但同一受害人向多个账户的分期付款，仍会在资金流水上留下可交叉比对的轨迹。对诈骗资金流向的逐笔还原，因而成为确认损失规模、锁定收款账户乃至追查组织成员的重要依据。
4 组织运作、内部管控与反侦查
4.1 层级结构与集体居住管控
报道显示，该团伙在泰国曼谷租下一整栋四层别墅作为办公据点，建立了从最高头目直至话务员的层级结构，并强迫成员集体居住，以防止成员脱逃。集体居住的管控安排，反映出犯罪组织对内部稳定的高度关注：成员共同生活既便于统一指挥与话术培训，也通过相互监视压缩了成员单独脱离组织或向外界求助的空间。这种对人的控制，与前述对受害人心理的利用，共同构成了该组织得以维系运作的双重基础。
从产业化的视角看，此类组织之所以趋向企业化运营，根本原因在于规模化能够摊薄单次犯罪的固定成本：话术培训、网站搭建、账户储备与据点租用均需前期投入，只有通过持续、批量地作案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组织的分工与管控，正是服务于这一规模化逻辑，也使单个案件背后往往隐藏着远超个案所见的犯罪产能。
4.2 定期更换话术与账户轮换
报道指出，该团伙每两周更换一次犯罪方案，并以 19 个名义账户为基础实施作案。定期更换方案的目的，在于规避侦查机关对固定话术的识别与建模；而频繁更换收款账户，则是为了割裂资金流向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对应关系。报道进一步显示，警方通过对涉案账户的资金分析，已核实损失约 17.7 亿韩元，这一结果建立在对其使用的约 200 个账户中约 100 个的分析之上，随剩余账户的调查推进，损失总额仍可能上升。
芦笛进一步强调，账户轮换与话术更新共同构成了该组织的反侦查体系：话术的易变使事后识别滞后，账户的更替使资金追溯困难，两者叠加，显著抬高了单点打击的成效门槛。这也决定了，对此类犯罪的有效治理必须建立在资金链分析与跨国协作的基础之上，而非依赖对单一话术或单一账户的识别。
5 侦查协作与法律适用的边界
5.1 情报支持与跨国联合行动
报道显示，警方于 6 月开始对相关线索展开全面侦查，在获得国家情报机构关于当地诈骗组织活动的情报后，与泰国当局开展联合行动，于 6 月 22 日在曼谷逮捕 7 名嫌疑人；此后至 8 月初分三批将嫌疑人遣返韩国，并接收了与犯罪相关的 53 件物证。这一过程体现了情报先行、现场抓捕与遣返取证相结合的跨国侦查范式，也进一步印证了此类跨境犯罪难以由单一法域独立侦破的现实。
从追逃层面看，报道指出警方正在追查包括姓李的主犯在内的在逃成员，已对 8 名据信藏匿海外的涉案人员签发逮捕令，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的运用，使跨境追逃从双边司法协助扩展至多边协作网络，为锁定与缉捕藏匿于不同国家的成员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认为，跨境有组织诈骗的瓦解，往往取决于情报、抓捕、遣返与通缉各环节能否在不同法域之间顺畅衔接；任一环节的缺失，都可能使其余环节的成果大打折扣。
5.2 对受害人的法律处理边界
本案在法律适用上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警方未对受害人单独立案。报道解释称，与卖淫相关的法律并未就此类行为设置惩罚性规定，因此对购买性服务意图的处理缺乏相应依据。这一处理方式体现了执法在法律框架内的审慎：即便受害人在客观上构成了此类交易的参与方，其同时作为诈骗受害人的地位也不应被混淆。明确区分受害人身份与可能的违法行为，对于鼓励潜在受害人主动报案、避免二次伤害，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
当然，不对受害人追责并不意味着忽视其可能的违法行为，而是要求执法在个案中区分受害人地位与应受处罚的行为，既不以被害人身份豁免实质违法，也不因可能的违法情节而放弃对受害人的保护与救助。这一平衡关系，在涉及隐秘交易场景的诈骗案件中尤为敏感，需要执法机关依据具体事实审慎把握。
6 治理与预防的路径
6.1 识别要钱信号与果断断联
韩国警方在通报中给出的建议简洁而具有操作性：若在网络上遭遇不明身份者索要注册费、佣金或汇款，应立即怀疑系诈骗；一旦产生怀疑，应果断切断联系，并尽快终止社交软件对话。这一建议指向了此类诈骗的共性特征：无论话术如何包装，其最终目的都必然落于要求付款。将识别焦点从话术内容转向资金请求本身，能够帮助潜在受害人在各类隐蔽话术中抓住关键信号，从而在损失发生前终止交互。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断联的可行性建立在受害人具备基本识别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面向公众的防范宣传应着力解析此类犯罪的具体话术与收费名目，帮助公众在真实场景中快速识别异常信号，而非仅作一般性警示。
从防范实践看，将识别信号简化为凡涉钱款请求即应警觉，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普遍适用性，也符合此类诈骗无论话术如何演化、其最终指向必然落于转账的本质特征。
6.2 账户治理、平台责任与国际合作
鉴于本案损失评估高度依赖对涉案账户的资金分析，账户治理应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重点。金融机构应强化对异常开户、批量开户与短期高频转账的监测，及时冻结涉嫌犯罪的资金账户；执法与司法机关则应加大对账户买卖、出借行为的惩戒力度，压缩犯罪组织获取收款渠道的空间。与此同时，犯罪组织借助 Telegram 等即时通讯工具招募成员、组织运营，暴露出平台在内容治理与实名溯源方面面临的挑战，平台需要在保障通讯自由的前提下探索对明显犯罪化行为的识别与处置机制。鉴于此类犯罪天然具有跨法域属性，各国执法机关应持续深化情报共享、联合侦查、遣返追逃与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合作，使犯罪组织难以借助法域差异获得庇护。
6.3 公众教育与特定人群的针对性宣传
本案进一步显示，虚构身份话术对特定人群的心理利用，是此类犯罪得以得手的重要前提。面向公众的防范宣传因此不应停留在普遍提醒层面，而应针对易被此类诱饵触达的群体，解析其心理顾虑与话术套路，帮助其在面临此类情境时识别虚构身份的破绽。迪妙安全研究团队认为，网络诈骗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个体的话术识别能力、机构的资金与平台治理、执法层面的跨国协作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在各个环节之间形成闭环，方能持续压缩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削弱其依托虚构身份与信息不对称的作案基础。
7 结语
首尔松坡警方捣毁的这起案件，集中展示了网络诈骗中虚构身份诱导的运作机理。犯罪团伙借助名人身份的伪造建立交易可信度，针对特定人群的隐秘需求与声张顾虑设计诱饵，以多借口、高频次的方式逐步榨取资金，并通过层级管控、账户轮换与跨境设点维持运作。其最终被瓦解，则归功于情报协作、联合抓捕、遣返取证与红色通缉等多层次跨国侦查的开展。
从治理角度看，本案的启示在于：虚构身份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技术手段复杂，而是因为它精准利用了公众对身份可信度与声誉顾虑的心理依赖。因此，有效的防护既需要公众把识别焦点从话术转向资金请求、在异常信号出现时果断断联，也需要机构在账户治理与平台责任上持续发力，更需要执法机关通过跨国协作阻断犯罪组织的跨境生存空间。当这些环节协同运转时，虚构身份所依托的信任基础与信息不对称便会逐步瓦解，此类犯罪的整体得手率亦将随之下降。
编辑：芦笛 （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