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大陆来说，今年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储器元年。武汉存储器基地项目启动，与联电合作的晋华集成电路项目落户福建泉州晋江市，还有明确要做存储器的合肥市和紫光。三个地方加一个企业牵头的“3+1”存储器版图已初现端倪。
此前，中国还未有任何一家企业在存储器主流市场中占据过一席之地。面对一个动辄上百亿元巨额投资、由寡头垄断的产业，让人不由得思考：这种多方并进、多点齐投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合理？各方选择的路径显然都不是坦途，最后哪条才能走进存储器的明天？
新进入者
要创造不可能的可能
存储器是一个严格按照摩尔定律前进、追求低成本的规模经济产业，想做起来太难。在这个寡头割据的市场中，完全没有给新进入者留下太多发展的余地。在过去的年月里，能够听到的只有不断退出的失败悲歌。
“现实世界中应当不会有新加入者了，因为它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不可能加入进来持续亏钱。”Bernstein分析师Mark Newman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Mark Newman指出，新进入者通常在起步时就要落后同行业至少3年，在供需平衡的情况下，新进入者一年可能要面临60%左右的亏损；而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进入者的亏损很可能达到百分之几百。
参考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这个市场并不是没有新进入者。
中国台湾地区曾在2001年至2010年间以400亿美元的大手笔投资大幅挺进存储器市场，最多的时候能够占据存储器总市场份额的20%。但最终结果惨淡，市场并不欢迎这个新玩家，目前中国台湾存储器只剩下4%的市场份额。
这一次，决心晋身存储器玩家的是中国大陆。
从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特别指出要发展新兴存储等关键芯片产业，到工信部印发的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提出到2018年在海量存储系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毫无疑问，面对常年“缺芯”的窘境，市场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却几乎100%依赖进口的存储器已经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发展刻不容缓。
中科院微电子所研究员霍宗亮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对新进入的中国玩家，想切入DRAM和NAND闪存领域存有一线可能。DRAM制程工艺已快遇到物理上的极限，更新换代越来越慢，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外厂家有可能跟中国新进入者共同研发或技术转移，但利润很薄，前景堪忧。
他指出，闪存则开始走进3D NAND新兴技术，该技术可以向下延展到更多的技术节点，比如32层、48层、64层、96层……在设备成本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中国新进入者只要完成前期的技术开发，后续的进展有可能加速。
其实中国大陆早已成为国际存储器大厂争相投资的热土。
目前在中国做存储器的版图中还有原本就已布局西安的三星、扎根无锡的SK海力士和已确定将大连工厂从做逻辑IC转为做3D Xpoint存储器的英特尔等国际主流玩家。
据赛迪智库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霍雨涛判断，SK海力士无锡工厂的DRAM产能可以占其DRAM总产能的43%。三星西安工厂的NAND Flash产能接近其NAND Flash总产能的22%。
市场就在这里，需求就在这里。不仅仅只是国际厂商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显然也并不缺乏勇于吃螃蟹的人。
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存储器项目在中国大陆各地开花。参与这场追击战的除原本曾在Nor闪存领域耕耘10年的武汉新芯外，还有决心在集成电路产业干一番大事的安徽合肥、福建晋江市政府，以及凭借强有力的资本运作手段完成多个重大项目的紫光集团。
至此，中国大陆“3+1”存储器版图初定。
是激进冒险？
还是打破了一潭死寂？
中国存储器“3+1”版图初现 行业要再跑5年马拉松
“紫光集团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300亿美元在存储器产业上。”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他表示，除了紫光国芯计划增发的800亿元中，不少于600亿元将投资到存储器制造上外，紫光计划再筹集1400亿元投入到存储器产业。
根据公开资料，福建省晋江市与联电技术合作的晋华存储器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一期投资额也有53亿美元。
事实上，作为规模经济的典型代表，存储器产业是众所周知的投资大、周期长，要建一条20nm以下工艺的生产线，至少要投入70亿美元。以目前已启动的武汉存储器基地为例，其总投资金额将达240亿美元。
回顾从前，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前，在紫光屡屡豪迈地对国际企业发出并购邀约前，中国半导体业内的主旋律还是缺钱，也并没有一家厂商有勇气以如此巨额投资做IDM模式的存储器。
业界也因此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这么庞大的资金投入会不会被浪费？对团队和人才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内部争夺？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同质化问题？
半导体行业专家莫大康向记者表示，存储器行业风险太大，需要尽量谨慎。他不太赞成各地开花的做法，但认为只支持一家上马的风险也很大。
“从战略层面来讲，举全国之力做一件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自身各方面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才能想办法做成点儿大事。”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他同时也指出，在实际情况下，存储器也是完全市场化竞争的产品，企业在做之前必然也会判断重点、估算得失，不会盲目投资。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各地选择的市场切入点、商业模式不尽相同，其积极性确实打破了全球存储器格局的一潭死寂。当事人们也都表示出了极大的信心。
赵伟国的论调是“紫光集团绝不会打无把握之仗”。武汉新芯执行副总裁陈少民则表示：“有信心在2018年存储器基地项目量产时，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合肥也拿出了实干家的态度，确保项目能够成功。合肥市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合肥运用过去运作大项目的经验，正在积极务实推进，寻求最佳方案。
采取何种路径
是一场关乎眼光和魄力的押注
“为什么武汉新芯选择从3D NAND入手？”当莫大康在校友会上偶遇武汉新芯资深副总裁程卫华时，他自然不会放弃这个直抒困惑的机会。
程卫华为莫大康算了一笔极其具备逻辑性的账。
为吃满产能，建12英寸厂要么做逻辑芯片，要么做存储器。按照2018年投产的计划，如果做28nm逻辑芯片，最强大的对手是2011年便迈入28nm制程的台积电，届时其设备折旧已全部完成，即使武汉新芯可以做到同等工艺水平，但折旧导致成本高，产品仍然没有竞争力。
而做3D NAND闪存，最强大的对手是2014年年底最先进入大规模量产的三星，起步时间差不太多，到2018年时三星仍在设备折旧期，如果产品技术水平相符，成本上的竞争力差距不会过大，有做的可能。
其实，武汉新芯用240亿美元赌的就是这样的可能性。
武汉新芯于2015年宣布与Spasion合作开发、生产3D NAND闪存技术，与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也有紧密合作。《中国电子报》记者此前采访陈少民时，他曾透露，2015年武汉新芯已有9层结构的三维存储器芯片下线，到2018年量产时，会将与领先公司技术差距缩小至一代半以内。
事实上，在这个血腥厮杀的行业，对眼光和魄力的豪赌屡见不鲜。同样靠韩国政府大力支持走向强盛的三星就曾利用“逆周期投资”的豪赌成为DRAM存储器产业最大的受益者。
DRAM存储器市场每隔4~5年会完成一个周期性兴衰。在周期低谷时，存储器产能过剩，价格暴跌，从业者通常采取缩减投资来止损。
三星则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韩国政府和民间资本支持，在周期低谷时进行“逆周期投资”，使竞争对手亏损加剧，甚至拖垮了当时行业排名前五的奇梦达和尔必达。
当然，三星豪赌的背后是精确的计算和不计后果的魄力。而在中国这新一轮的存储器兴建浪潮中，各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在于他们的选择。
据记者从各方所得消息，紫光会同时进入DRAM和NAND闪存领域，具体计划还未可知；合肥将主要针对主流DRAM市场，不排除未来进入闪存的可能性；晋华则要做DRAM利基市场。
“主流DRAM产品市场竞争太过激烈，利基市场可能是一个方向。”集邦科技DRAM首席分析师郭祚荣向记者指出。他透露，晋华项目的技术委托方联电已购买了20nm与30nm工艺的设备，联电本身并不具备专利和技术，但中国台湾做利基型内存的公司不少，联电可以找到合作伙伴和团队共同开展研发工作。
虽然目前利基市场占DRAM总市场份额不高于5%，但郭祚荣表示，这已足够养活晋华的工厂，让其生存下来。此外，随着未来汽车电子和IoT（万物互联）需求量的爆发，也可能给利基市场带来机遇。
关乎生存
跑一场至少5年的马拉松
归根到底，考量中国存储器新晋企业的最终指标是生存。
“在半导体行业，靠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解决企业造血问题，这样企业才有竞争力，才能变得更强。”莫大康说。
但生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Mark Newman表示，想要在现有市场上存活要么必须有技术授权，有先进的技术；要么必须真正进入特别利基的市场，产品有独特的创新点，没有同质化现象。
魏少军也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各家的选择或多或少都有所不同，但技术来源、产权壁垒、人才团队、资金落实都是想要做存储器的企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他主张通过寻求合作伙伴的方式，先合作再学习、创新，最终拥有自有技术。“尤其是如果想比较快地进入市场，最好是有愿意合作的合作者，进行专利技术交叉许可和单项许可。”魏少军说。
事实上，即使找到了好的合作伙伴和技术来源、聚集起了足够的优秀团队、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以最乐观的想法估计，也最少需要5年时间，这些公司才有可能进入到现有的存储器大格局中去，但想要实现盈利仍然非常难。
大可以算一算从1999年到2014年期间，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的盈利情况。在这15年间，利润大头基本被三星分走，共赚了近696亿美元，SK海力士共赚了27亿美元，美光仅赚了8亿美元。
巨头尚且如此，更何况想要去从中分成的新进入者呢？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靠成本驱动的存储器产业需要长期坚定不移地持续投资。
“存储器需要持续投入，如果真的想要产线见效，至少要连续投15年以上，至少要做好10年不盈利的准备。”霍雨涛告诉记者。
他向记者指出，韩国企业能够抓住存储器发展机遇，一跃成为龙头，最重要的就是其坚持不懈的意识，能够对存储器行业进行长期持续、不计代价的投入。
即使是企业严重亏损的时期，这种投入也并没有停止。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初，仅三星一家公司便得到了韩国政府共计87亿美元的税收减免。
不过，在1999年负债率仍高达166%的三星，即便拥有清晰的技术路线图，还是用了10年时间才实现了存储器业务的盈亏平衡，坐上了存储器产业的第一把交椅。
对中国的存储器行业来说，才刚刚站在一场马拉松的起跑点上。不跑，永远无法在半导体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只要开跑就不能停歇，也必将留下艰辛和汗水。
本文转自d1net（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