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动实施了三项顶层的国家级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此期间呈现出三个不同寻常的亮点，这些亮点正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所在、源泉所在。
文/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根据在阿里云2024领航者思享会上的演讲所整理编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并围绕落实这一重大战略，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部署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大战略任务。在这一系列战略组合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激发出了强大的活力和韧性，呈现出三个不同寻常的亮点，这些亮点正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所在、源泉所在。
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统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何称之为新发展格局？1980年至2010年的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是以外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运行。外循环为主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到GDP的三分之二以上；内循环为主是指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足GDP的三分之一；若进出口占比介于GDP的40%-60%之间，则视为国际国内双循环均衡并行，没有主次之分。
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只能通过香港这一自由港来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因此在这几十年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仅为10%左右，这充分体现了内循环的绝对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开始大量利用国际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逐年升高，到了2006年以后，这一比例达到了65%，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外循环为主的时期。
中国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再依赖外循环占据主导地位，而是要通过调整结构，达成进出口贸易仅占GDP三分之一，内循环占三分之二的新发展格局。
202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为6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万亿，全年GDP约为121万亿人民币，进出口贸易额和GDP的比例约为33%，比以往降低了很多。有人可能误以为是由于贸易战或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导致进出口萎缩。然而，实际上早在201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就已经下降到GDP的32%。
从2010年到2016年，中国政府就主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新常态策略，从过去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模式，并坚定不移地适应了经济增长从双位数增长到6%至7%的新常态，体现了战略前瞻性。
但是，保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一左右并不意味着新发展格局就已经构建起来了。要真正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还要有五条：一是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各类要素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三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显著提高；四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要显著提高；五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实现这五条，则有两大顶层战略：即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10亿，占全球60亿人口的六分之一。但在当时，中国人均GDP仅为2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也不过2000亿美元，而同年全球GDP超过20万亿美元，中国份额只占到全球的1%。因此，那时的中国并未被视作是一个超大规模市场。
到了2020年，中国人均GDP提升至1万美元，如今更是已超过了12500美元，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11500美元。目前的趋势表明，在未来十余年内，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人均GDP有望增至25000美元，而届时全球平均GDP可能介于17000美元至18000美元。考虑到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人均GDP，中国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超大规模市场。
这一市场具有双重作用。
首先，它拥有巨大的市场吸引力。每年，中国的商品进口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服务进口额为5000亿美元，总计35000亿美元。十年累计，这一数字将达到35万亿美元，全球任何国家和跨国公司都不会忽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其次，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推动整个产业链，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六方面成本的降低。首先是降低科研创新的单位成本。例如，1亿的产品研发费用分摊到1亿个产品上，每个产品的研发成本则为1元；而市场规模若能支持10亿个产品，则每个产品的研发费用将降至0.1元。规模效应将有力地促进市场和科研创新的迭代，推动科技的发展。此外，规模效应还能降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占比、单位物流成本、采购成本、新产品市场推广成本。最后，规模效应还会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订单能提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而间断性的订单则会提高单位成本。总的来说，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制造成本逐渐下降，哪怕每个领域的成本降幅仅为5%，六个方面叠加起来，整体成本也能降低三至四成。
中国大市场及大市场降低制造业成本的优势日益彰显，展现了中国作为“销地产”(利用中国的大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一个生产基地，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给中国)和“产地销”(利用中国制造六个成本降低的优势，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一个产业链，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的巨大吸引力。以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案例和苹果在中国生产的手机为例，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生产成本远低于美国，加上中国市场规模大，这使得公司在中国生产、销售并实现较好盈利。苹果公司则利用中国制造综合成本低的优势，在郑州生产手机，在全球销售并获得可观利润。
虽然从全局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但产业竞争力正在增强。过去几十年，我们曾享有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带来的比较优势，但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劳动力开始减少，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
尽管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优势正在逐渐淡化(今后十年也一定继续如此)，但我们的综合制造业、机电产品制造业和科技产品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仍在下降。上帝关上一扇门，但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宽阔的天窗，让中国的产业变得更具竞争力。
(三)推进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
在内循环为主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还会继续积极对外开放？实际上，尽管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60%以上降低至约30%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缩减开放程度。相反，这“30%”的开放水平反映了更高水平、更宽领域以及更深层次的开放策略。这一“三个更”的开放理念在过去十年中表现为中国开放的五个新特点。
第一，对外贸易。过去，中国大力支持出口扩张，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出口市场份额。但在过去十年，中国既鼓励出口，也更加鼓励进口。例如，上海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都是促进进口的国家级战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中国政府显著地推进了进口贸易的扩大。在进口关税方面，中国政府在这十年期间降低了约20%的关税水平，由过去的20%以上下调至目前的6%至7%，预计到2025年可能进一步降至4%至5%，即WTO成员国平均关税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将能以更低的成本享受到全球各种商品。
第二，投资政策。从过去专注于招商引资，吸引外资入华，到现在既鼓励外资进来，也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2017年至2022年间年均达到1000亿美元，五年累计投资5000亿美元。与此相比，自1980年至2012年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也不超过这个数字。因此，当前的投资政策被称为“双向投资”。
第三，区域开放政策。过去，开放重点集中在沿海地区，但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推动了东中西部的同步开放。例如，目前中国共批准了22个自由贸易区，这些自由贸易区分布在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各省，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分布。在保税区方面，2010年以前中国设立的70多个保税区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当时中西部20个省尚未设立保税区。但自2010年起，中国新批准了70多个保税区，其中60多个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沿海地区也新增了10多个。如今，中国共有150多个保税区，中西部与沿海地区各占一半，实现了政策范围的均衡。
第四，开放的范围和渠道。中国的开放策略已经转变为宽领域、多渠道、全方位的一种新模式。以往，中国引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工业、百货、建筑业和房地产等有形领域，然而对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以及教育、医疗、服务和文化艺术等无形资产领域，则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但在最近十年里，国家不断放宽对外资服务贸易、外资公共服务和外资金融业等无形领域的开放，促进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合作。
第五，推进规则制度型开放。中国开始从关注资金流、贸易流等流量要素的开放转变为更加注重营商环境制度建设，包括法治化、国际化和市场化。制度开放涵盖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并确保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平等待遇。
综上所述，这五个新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开放的新格局，既保持了进出口贸易占GDP三分之一的比重，又拓展了开放的深度、广度和宽度。
二、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有三大亮点
(一)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商品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基础性、基本面意义的变化。具体来说，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0年前，中国工业出口产品始终保持着一个特点，即70%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剩下30%是机电产品。
然而，到了2022年，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了惊人的3万亿美元，与2010年的1.6万亿美元相比，增加了近两倍。在这些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电子信息类产品占比高达90%；与之相反，轻工纺织产品的份额从过去的70%降到了10%。
这意味着，在3万亿美元的出口中，有27000亿美元是机电产品、电子类产品和其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轻工纺织产品仅占3000亿美元。这一转变显示了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机电产品出口量从原来的3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7000亿美元，增长了近九倍。这一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在规模效应作用下大幅度降低的综合成本，使得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装备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具备了巨大的国际竞争力。
例如，在2000年，中国无法自主生产挖掘地铁隧道所需的盾构机，一台盾构机的进口价格高达1.1亿美元，而全球60%的盾构机销往中国市场。但随着中国开始自行制造盾构机，并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全球市场上的盾构机价格跌至700万美元一台，仅为原先进口成本的6%。这样低廉的制造成本让中国制造几乎在全球市场上无敌手。这种转变不是短期现象，而是过去十年形成的长期趋势，并有望在未来十至二十年持续。
曾经，“中国制造”被贴上了廉价的标签，过去我们常说“10亿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让人扼腕。如今，中国高铁、手机、电脑、新能源车、港机、矿山机械等产品异军突起、享誉世界，在国际产业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可以换一个说法，我们用几台港口起重机就可换取数亿美元，用以购买大量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或猪肉、牛肉等大量农产品。可以说，如今的出口结构与过去相比，实现了180度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项利好。
(二)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加工贸易曾是中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占进出口的比重最高达50%。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借鸡生蛋”，最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原材料、零部件从国外进口，通过国内浅层次的加工、组合形成产品再销售到国际市场。这种生产方式附加值低，GDP转化率只有12%左右，企业的利润也不高。
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2022年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20.1%，一般贸易的比重达到63.7%。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比重的变化，很好的诠释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升级转换。中国加工贸易从过去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已转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了原材料、零部件70-80%在中国本土生产，形成了中国自主可控的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集群，生产的产品既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销售到世界各地。这种全产业链集群化的生产方式综合效益好，使得加工贸易产生的GDP的转化率已由12%提高到33%左右。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制造的附加值，推动了中国制造的结构优化，催生了中国产业新技术、新制造、新业态的加速“自主孵化”，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比如中国新能源产业引领全球。在过去的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中，中国在全球新能源领域引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取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以去年为例，全球70%的光伏设备由中国制造和出口；锂电池等各种储能电池，有75%来自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全球产量有一半由中国制造。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其他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采购很大程度依赖中国。相比之下，中国光伏的电力成本较低，每度电仅需二毛钱左右，欧美的成本则是三毛钱左右。中国的太阳能转换效率达到了27%，而欧美国家仍停留在20%左右，这一突破体现了我们在技术上的领先性。此外，中国在水电、风电以及其他清洁能源设备的生产上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超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领域，中国更是独步全球。在新能源领域，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增加。中国不仅在持续发展自身，还在孵化众多颠覆性技术，这种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引进外资规模逐年增长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外资引进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一表述似乎与公众的普遍印象相悖，网络上经常有声音称由于政治等因素，外资在中国的存量已经减少了一半，且新增外资几乎为零。然而，这些声音通常缺乏权威性数据的支撑，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或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不相吻合。
事实上，自2000年加入WTO至2010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外资(FDI)达1200亿美元，整个十年累计达到了1.2万亿美元。如果近十年的数据仅为此前十年的一半，或者降至800亿至900亿美元，的确会表明形势不容乐观。但实际情况是，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的外资约为1400亿美元，比2000年后的十年每年增加了约200亿美元。这些都是已经实现的确切数字，并非仅是合约数或预测数。
此外，有观点猜测2012年至2016年外资增长较多，而2017年至2022年则有所减少。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平均每年引进的外资约为1580亿美元，超出了这十年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2012年至2016年实际上的年均引进外资约为1300亿美元，而在过去五年里，这一数字为每年1500亿美元以上。
第三个数据点是，许多人认为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外资必然下滑，因为疫情限制了出国考察和合资谈判的次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三年期间，中国每年引进外资的量达到了1700亿美元。2022年更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引进外资最多的一年，总量达到1880亿美元。这表明，尽管来华人数减少，但外资签约活动并未受到实质影响。
原因很明显，面对近年来国际相对动荡的资源困境，欧洲跨国公司不得不考虑长远发展，并寻找资源更稳定、市场更巨大的新投资地。中国恰好成为他们的理想选择。
综合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引进外资的持续增长趋势，这与外界流传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减反增。
总之，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正蹄疾步稳的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而伴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国家级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一片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