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能用来干什么呢？更该问的是它不能干什么！宏观物质的性质是由其微观结构决定的，所以量子力学解释了导电性、导热性、硬度、超导、超流、相变等日常可以见到的 多种物理现象。可以说，现代社会硕果累累的技术成就，几乎都与量子力学有关。今天，小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量子信息的一些应用~
在概念演示方面，有量子钞票（一个有趣的防伪构想）和超密编码（一个量子比特如何相当于两个经典比特）。在量子计算方面，有因数分解（破解最常见的密码体系）和量子搜索（用途最广泛的量子算法）。在量子通信方面，有量子隐形传态（“传送术”，最科幻的应用）和量子密码。量子密码是目前唯一接近实用化的应用，但这一个就足够证明量子信息的重要性。
设想一家银行在钞票上印一个|0>和|+>的量子比特序列，除了银行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序列是什么，那么这种钞票是无法伪造的。为什么呢？一个用户拿到一张钞票，与银行联系，银行告诉它量子比特的序列。然后他对|0>的位置在|0>和|1>的基组下测量，必然得到|0>，对|+>的位置在|+>和|->的基组下测量，必然得到|+>，这样就确认了钞票的真实性。
假如有一个人拿到这张真钞后企图复制一张伪钞，在银行不告诉他真实状态的情况下，他只能自己做测量来尝试知道哪些位置是|0>，哪些位置是|+>。但一旦他对|0>用了|+>和|->的基组，或者对|+>用了|0>和|1>的基组，就有一定的概率产生不应该有的|1>或|->。随着量子比特序列的长度增加，这个概率无限趋近于100%，所以造假者会以接近100%的几率暴露其面目。
有两个粒子处于前述的EPR态|β00> = (|00> + |11>)/√2，甲乙两人各持有一个粒子。现在甲想要传给乙一个两位的经典信息（即00、01、10或11这四个字符串中的一个），却只允许他传一个量子比特，他能做到吗？回答是：能。
做法是这样的。如果想传00，甲什么都不用做。如果想传01，甲就对手里的粒子做一个变换，使整个体系变成|β01> = (|00> - |11>)/√2。如果想传01，甲就对手里的粒子做另一个变换，使整个体系变成|β10> = (|01> + |10>)/√2。如果想传11，甲就对手里的粒子做另一个变换，使整个体系变成|β11> = (|01> - |10>)/√2。做完这个变换后，甲把手里的粒子交给乙，现在乙有了这两个粒子的整体。所有这四个态|β00>、|β01>、|β10>和|β11>都是EPR对，或者称为贝尔态。它们构成一个双粒子态的基组，称为贝尔基组。乙在贝尔基组下对两个粒子做一次测量，确认是哪一个EPR对，就知道了甲要传的是哪个二比特信息。
当然，这里用到了两个量子比特，但甲从来都没有和乙手里的粒子打交道。关键在于，仅仅对自己手里的粒子做一次操作，就能使双粒子状态从一个贝尔态变成另一个贝尔态。
一个量子比特潜在地具有很大的信息量。到底是多大呢？超密编码说明，在某种意义上，一个量子比特相当于两个经典比特，能够以一当二！
所谓因数分解，就是把一个合数分解成质因数的乘积，例如21 = 3 × 7。因数分解是数学中的经典难题。有人也许会问，这有什么难的？分解21当然轻而易举，但分解2^67 - 1 = 147,573,952,589,676,412,927呢？这是个18位数。直到1903年，人们才发现它是一个合数，等于193,707,721 × 761,838,257,287。
让我们想想，如何分解一个数字N。最容易想到的算法，是从2开始，一个一个地试验能否整除N，一直到N的平方根为止。如果N用二进制表示是个n位数，即N约等于2^n，那么尝试的次数大约就是2^(n/2)。位数n出现在指数上，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因为指数增长是一种极快的增长，比n的任何多项式都更快。举个例子，2^(n/2)比n的10000次方增长得还要快。
在计算机科学中，把计算量指数增长的问题称为不可计算的，把计算量多项式增长的问题称为可计算的。当然，你可以寻找效率更高的算法。对于因数分解，“从2开始一个一个试”并不是最聪明的算法。在经典计算机的框架中，目前最好的算法叫做数域筛，计算量是exp[O(n^(1/3) log^(2/3)n)]（在数学中，大写字母O后面跟一个式子，表示结果跟这个式子具有同等的数量级），虽然有些改进，但仍然是指数增长。如果计算机一秒做10^12次运算，那么分解一个300位的数字需要15万年，分解一个5000位的数字需要50亿年！
由此可以看出因数分解的一个特点：它的逆操作，即找两个质数并算出乘积，是非常容易的；而它本身，却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易守难攻”的特性，使它在密码学中得到了重要的应用。现在世界上最常用的密码系统叫做RSA加密算法，这个名字是三位发明者李维斯特（Ron Rivest）、萨莫尔（Adi Shamir）和阿德曼（Leonard Adleman）的首字母缩写。RSA是一种公开密钥密码体系，它的密钥是对所有人公开的。为什么敢公开？因为解密需要知道这个密钥分解成哪两个质数，而发布者有信心别人在正常的时间段内解不开。
但是这种状况要被量子计算改变了。量子计算相对经典计算有潜在的巨大优势，只是实现这种优势需要聪明的算法设计，只有对极少数问题能够设计出这样的算法。而因数分解，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1994年，肖尔（Peter Shor）发明了一种量子算法，把因数分解的计算量大幅减少到O(n^2 logn loglogn)，指数式地加快！在这里我们只举两个例子表明它的威力。同样还是分解300位和5000位的数字，量子算法把所需时间从15万年减到不足1秒钟，从50亿年减到2分钟！
如此重大的变化，足以令密码人员陷入恐慌。但实际上还没有，人们仍然在淡定地用着RSA。为什么呢？因数分解的量子算法只是理论，真要实现它还需要很多努力。
如前所述，量子计算的实验非常难做。第一次真正用量子算法分解质因数是在2007年实现的，把15分解成3 × 5。有两个研究组同时做出了这个实验，一个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和陆朝阳等人，一个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大学的A. G. White和B. P. Lanyon等人。此后各国科学家不断努力，使用种种办法推向前进。目前，密码人员仍然可以照常工作，但必须时常关心量子计算的进展。不定什么时候，全世界的密码体系就必须彻底更新换代了！
设想有一部杂乱无章的N个人名的花名册，其中的人名没有按照任何特别的顺序排列，你想在其中找到一个特定的名字，如“张三丰”，怎么办呢？在经典框架下，最好的算法就是老老实实地从头看到尾。如果运气好，第一个就找到了；运气不好，到最后一个即第N个才找到。平均而言，这需要N/2次操作。
1996年，格罗弗（LovKumar Grover）提出了一种全局搜索的量子算法。如前所述，量子计算机能在一次操作中遍历所有的条目。但如果我们只做一次操作然后去做测量，就只有1/N的概率得到正确结果，所以这没有用处。但如果我们做了一次操作后不做测量，再做另一个操作，就会使正确结果的概率增大一些。把这种操作重复√N次，就会使正确结果的概率达到一半。把整个过程再重复几次，就可以以非常接近100%的概率找到所需的条目。量子搜索付出的代价是结果不再是完全确定的，但好处是计算量从O(N)下降到了O(√N)，而不确定程度可以随需求任意减少。
因子分解的量子算法对经典算法是指数级的改进，把不可计算变成了可计算。量子搜索对经典搜索却只是平方级的改进，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仍然是不可计算。但是这个改进已经非常大了。如果N等于一亿，这就是一万倍的节约。一类问题不可计算的意思，并不是完全不能计算，而是在问题的尺度大到一定程度后才算不动。量子搜索带来的计算量下降，可以使“在实际条件下能够计算”的问题范围大大增加。由于全局搜索是非常常见而重要的问题，所以量子搜索的重要性并不逊于量子因数分解，甚或犹有过之。
在科幻电影中，经常有把人从一个地方瞬间传送到另一个地方的镜头。如果说这种传送术有什么科学依据，那就是量子隐形传态。当然，实际上离传送人还很远，但现在已经能传送一个光子了，——真的很了不起！
量子隐形传态是1993年设计出来的一种实验方案，把粒子A的未知的量子态传输给远处的粒子B，让粒子B的状态变成粒子A最初的状态。请注意，传的是状态而不是粒子，两个粒子的空间位置都没有变化。好比A处有一辆汽车或一个人，不是把这辆汽车或这个人搬到B处，而是把B处本来就有的一堆汽车零件或原子组装成这辆汽车或这个人。
有人要问了：那岂不得到了相同的两辆汽车？两个人？！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呢？！在为伦理问题发愁前，一句话就可以消灭这个问题：不会出现相同的两个人。大自然早有安排，杜绝了这种可能性。当粒子B获得粒子A最初的状态时，粒子A的状态必然改变。任何时刻都只能有一个粒子处于目标状态，所以只是状态的移动，而不是复制。如果一定要说复制，也是一种破坏性的复制。这好比武侠小说中，前辈把功力传给后辈，传完后前辈就没有功力了，而不会同时出现两个高手。在宏观世界中复制一本书或一个电脑文件是很容易的，在量子力学中却不能复制一个粒子的状态，这是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一个本质区别。
很多人认为隐形传态可以瞬间把人传到任意远的地方，而且超过光速，推翻相对论。很遗憾，这个理解又是错误的。量子力学中状态的变化确实是瞬时的，但是隐形传态的方案中有一步是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可以理解为一个密码）从A处传到B处，利用这个信息才能把B粒子的状态变成目标状态。这个信息需要用经典信道传送，例如打电话、发邮件，这一步的速度不能超过光速，所以整个隐形传态的速度也不能超过光速。
也有人以为隐形传态是先扫描出A处的物或人的状态，再在B处组装一个相同的物或人。事实也并非如此。如果要先知道目标状态，那还有什么意思？隐形传态是在不知道A粒子的状态的情况下，把B粒子变成这个状态！就像送快递，不知道送的是什么东西，但保证原原本本地送到。
总而言之，量子隐形传态是以不高于光速的速度、破坏性地把一个粒子的未知状态传输给另一个粒子。打个比方，用颜色表示状态，A粒子最初是红色的，通过隐形传态，我们让远处的B粒子变成红色，而A粒子同时变成了绿色。但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知道A最初是什么颜色，无论A是什么颜色，这套方法都可以保证B变成A最初的颜色，同时A的颜色改变。
量子隐形传态的基本思路是这样：让第三个粒子C跟B组成EPR对，而C跟A离得很近，跟B离得很远。做一个操作，改变C的状态，于是B的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时A和C这个两粒子集合的状态有四种可能，即四个贝尔态。B的状态也相应地有四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跟A最初的状态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可以通过某些量子力学的操作变成目标状态。对A和C的整体做一次测量，A和C就随机地突变到了四个贝尔态中的某一个上，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两比特的字符串，00、01、10或11，B也突变到了相应的状态。把这个两比特的字符串通过经典的通讯手段（比如电话、光缆）告诉B那边的人，对B按照密码进行操作，就得到了A最初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量子隐形传态理解为超密编码的逆操作，都是一个量子比特和两个经典比特的交换，区别只是交换的方向。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传送一个光子的两个自由度的完整状态了，那么离传人还有多远的距离呢？可以这样估算。12克碳原子是1摩尔，即6.023 × 10^23个。人的体重如果是60公斤，就大约有5000摩尔的原子，3 × 10^27个。描述一个原子的状态，我不知道要多少个自由度，姑且算作10个吧。那么要描述一个人，就需要10^28量级的自由度。我们刚刚从1进步到了2……所以，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这是迄今唯一接近实用化的量子信息应用。虽然只有这一个，但这一个就具有极高的军事和商业价值，足以证明各国对量子信息的大力投入是物有所值的。许多人把量子密码跟量子隐形传态混为一谈，其实它们完全是两回事，而且在实现的难度上相差甚远。在许多语境下，“量子通信”这个词指的就是量子密码，也就是量子保密通信。
目前最流行的密码体系是RSA，它的可靠性是以因数分解的困难性为基础的。量子密码的基本出发点与它不同，不是基于任何数学运算的困难性，而是基于物理原理。因此，量子计算的进步会使RSA岌岌可危，量子密码却不会被任何技术进步攻破。这么好的东西，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制备若干个处于|β00> = (|00> + |11>)/√2态的EPR对，每一个EPR对都让甲乙两人（在文献中常称为Alice和Bob）各拿一个粒子。甲通过掷骰子产生一个序列，掷出正面时就在自己粒子的|0>和|1>基组中做测量，掷出反面时就在自己粒子的|+>和|->基组中做测量。乙通过掷骰子产生另一个序列，也是掷出正面时就在自己粒子的|0>和|1>基组中做测量，掷出反面时就在自己粒子的|+>和|->基组中做测量。请注意，(|00> + |11>)/√2 = (|++> + |-->)/√2，所以这个EPR对不但在测量粒子1的|0>和|1>态时必然使粒子2变成相同的状态，也在测量粒子1的|+>和|->态时必然使粒子2变成相同的状态。
掷完骰子，做完测量后，甲乙两人通过公开的经典信道把自己的骰子序列传输给对方。有些地方骰子序列不同，两人做的是不同基组下的测量，那就把这些测量结果扔掉，只留下那些相同基组下测量的结果。这样就得到一串0和1的序列。由于|β00>这个纠缠态的性质，两人的序列必然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个序列还是完全随机的，在测量之前无法预测，每次重新生成也都会不同。这正是密码学中“一次性便笺”的思想。
为了应对可能的窃听者，甲乙两人在相同基组下测量的结果中又随机地挑一些公布，和对方的结果对比。一旦发现有一个不同的，就说明有人在窃听，因为窃听是一种测量，必然会改变系统的状态。随着对比的位数增多，窃听者会以趋近于100%的几率暴露无遗。
通过反窃听的检验后，两人把序列中剩下的部分作为密钥。这时他们可以放心，这个密钥没有任何别人知道。然后他们用任何经典的方法传输信息，电话也好，电子邮件也好，光缆也好，甚至平信，都可以。唯一的特别之处，只是用量子密钥对信息进行了加密，对方收到后用同一个量子密钥解密。
量子密码有多种实现方案或者称为协议，以上所述是其中的一种“EPR协议”。各种协议的基本思想是一样的，都是利用量子力学的内在随机性，在物理层面上排除被破解的可能性。如果说因数分解的量子算法是最强的矛，量子密码是最强的盾，那么请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谁胜？答案是：盾胜！
有趣的是，研究量子密码的紧迫性跟量子计算的进展有关。等到可以破解RSA的量子计算机实用化时，量子密码必然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原文发布时间为：2017-12-26
本文作者：陶卿
本文来源：九州量子，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