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谷歌

几个月前，我从工作了 10 年的谷歌辞职，加入了一家只有 40 人的创业公司（Replit）。

当时，我觉得自己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改变，尽管我确切地知道。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理清这个问题。

我离开是因为我需要解决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

我 2011 年初加入谷歌。当时，拉里·佩奇刚开始他的第二个首席执行官任期。大家都在谈论一个名为 Emerald Sea 的秘密项目（几个月之后，它有了一个公开的名字：Google+）。

当时，这是我梦想的工作。在我看来，谷歌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队友和榜样。我家的经济状况永远地改变了。我得到了相当稳定的晋升，我的工作安排让我可以不断进步。

但，我为什么不开心呢？

有人曾对我说，平衡就像是三个装满水的桶。第一个是事业，第二个是健康，第三个是社会和家庭生活。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一个桶的水变少。但只要总体水位够高，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重要的是：水代表你的满意度，而不是你花的时间。

这也解释了我是如何卷入所谓的大辞职潮的。

2020 年，疫情“摧毁”了大多数人的 3 号桶。我们也不例外。位于加拿大老家的朋友们无法来探望我们。甚至与本地的朋友见面也变得困难。2021 年 1 月，我在打篮球时跟腱撕裂。我的 2 号桶也出问题了。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1 号桶的水位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不高了。

“我真累”

直到 2021 年年中，我一直都很累。

我知道不只我这样，因为这是谷歌的文化基因（我们有一个内部社交网络，在那里，“我真累”成了一个暗黑玩笑）。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失去了构建东西和完成项目的满足感。

在谷歌，要完成一项工作可能会很困难。项目需要多个团队合作才能成功，所以你必须在前期做大量的工作，好让大家一起努力。但这也使项目变得脆弱。当这些团队中的任何一个改变了方向，或者仅仅是当初的承诺有点过火，项目就会放缓或失败。（Alex Komoroske 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种情况的发生率不断上升，原因有很多。团队之间因为项目范围而争论不已。高管们在方向上并不一致，但中层管理者很聪明，他们用 OKR 的方式进行表述，让中高层管理者都认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而中层管理人员的重新任命和离职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管理链每年都会有多次发生变化。如此看来，大辞职潮就像一个飞轮。

在 2021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把精力用在了保护我的团队不受混乱局面的影响。我希望他们能够完成我们所期待的项目。我每天都要防范可能因为周围团队管理层变化而导致的项目调整或取消。

9 月，又有一波组织调整。尽管我的工作时间比以前少，但还是感到很疲惫。我认定，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一个小地方工作，以至于这一类问题都不可能存在。

离职后，我加入了一家小公司

2021 年年中，我通过 HackerNews 的一些帖子和 Paul Graham （硅谷创业教父）的推特发现了 Replit。我立即明白了该产品蕴藏的潜力。

我最初对于此类产品的一些设想在他们的产品中开始作为实际的功能出现。首席执行官在 Twitter 上很公开地分享了他的观点，我发现其中的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

当意识到我将离开谷歌时，我立即联系了他们。

我已经有大约 5 年没有定期进行编码了。但幸好他们的面试很实用。为了能够通过面试，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恢复我的技能。

在谈 offer 时，我真正关心的只有三件事：

让我非常感兴趣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对我来说，角色与头衔不同。我忘了核实这个职位的正式头衔，人们最初问我时，我都答不上来（那是个“工程师”职位））。

足够我支付账单的工资（这听起来简单，但对于一个房子在湾区的三口之家来说，这可不是开玩笑。我在谷歌工作时，那大约占到了我工资的 85%。）。

足够多的股权，如果我对 Replit 能成为什么样的企业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会让我比留在谷歌更有优势。当我对这个 offer 说“好”的时候，一股解脱与兴奋的感觉瞬间笼罩了我。我通常建议别人在做艰难的决定时跟随自己的直觉。我很高兴，我内心的声音如此清晰。

我更快乐了吗？

我是不是更快乐了？毫无疑问，是的。

我的工作时间更长了。现在，我晚上或周末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但是，我可以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带来了什么变化。进展感觉快了 10 倍。

最令人惊讶的是，我精力更旺盛了。我更有动力去健身房了。我也更有精力参加社交场合了。

当一个桶满了时，它就会溢出。

查看英文原文：https://www.scottkennedy.us/bal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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