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政府层在对加强硬科技科研布局，倡导科技驱动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扶持和倾斜力度在不断扩大。
国家迫切需要发掘硬科技力量来驱动经济走向“内生”，并突破全球相关对中国技术的封锁。
但是，值得思虑的是——中国的硬科技驱动经济创新路径存在残酷的事实。
5月中旬，深圳科技局原副局长的一篇探究深圳创新路径的一文在业内引发轰动式效应。他表示，2005年深圳科技局做过一项调研，深圳科技公司97%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极少有成果转化的方式。
“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一线技术公司的进化其实跟国家的科研布局没有太大关系（除了人才供给），跟科研系统年复一年的‘科技突破’没啥关系，这种现象在其他城市也能够看到。”
一线技术公司很少有国研发展力量来驱动，如果说深圳现象可以复制到其他城市，怎样理解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国家科研布局的意义？科研和市场本该是相互之间的发展力，这中间“科技成果的转化”是重头戏，有没有提高转化率的可能性？
据此，创头条与深耕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企业培育工作27年的汪斌博士进行了一场对话。汪斌曾从事体制内科技转化工作及任中科院创业投资管理副总经理，现今作为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北京高精尖科技开发院院长及VC合伙人继续奋战在科技成果转化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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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创业的缺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错位
创：怎样看待深圳创新模式“科技成果转化”的缺失？这是个普遍性的现象吗？ 汪：这个要结合当时特定的环境和政策背景来看。深圳当时开放初期就是一个小渔村，但定位“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很多是靠政策在激活创业。那么在早期的深圳创业，在很多资源都没有的情况下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怎么先活下来，也就是去看当时国际国内有什么产品是有“市场”的，简言之市场需要什么就去做。 所以我们能看到深圳早期很多公司都是从贸易开始起家的。先从简单基础的贸易往来开始做，公司逐渐做大有本钱了才开始技术投入，建厂房和基地，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国家科研布局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是什么性质的呢？它是课题性、前瞻性，具有超高的技术先导性，但是可能并不能即刻就能匹配到市场中去做商业落地，有的落地甚至需要十年，深圳的创业当然等不起。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那个阶段深圳的创新模式很少跟国家的科研布局和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系。同理，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很多创业确实都是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创业模式，跟科技成果转化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也是一个阶段，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跑出来的阶段。先活下来，活下来之后就是要活的长远，还是要靠科学技术的前瞻性。个人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国研和高校力量会逐渐发挥科学技术的驱动力，助力整个创业生态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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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局限于“转得出”问题
要多去思考如何“转得好”
创：那对目前的国研力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业态，你怎么看？ 汪：我的职业生涯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在体制内从事成果转化工作，随后开始走向市场，在市场中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应用。 在两部分的工作中，我越来越深切认识到科技成果转化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将成果转化出来，第二步是将转化出来的成果推出去，让其好好的在市场中进行发展。 现在有一个误区。我们能看到现在很多在讲的科技成果转化仅仅是第一部分，围绕第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多年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审批流程问题、股权激励问题、项目评估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等问题。 但是第二部分，将成果转化出来后，如何在市场中做大做强，缺少思考和关注度。但是这个却是决定成果转化会否成功的最关键所在。 实际上，科研课题千千万万，但是真正能出现颠覆性的革命技术的多在半导体和生命科学等个别几个行业上。绝大多数的技术成果只是细分领域市场的迭代和更新品，也就是说转化出来到底有多大的生命力，先要评估和考量好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项目费尽心思转化出来，没有去考量市场，或者说在竞争中很快就没有市场，在竞争中死掉了，那前期的转化努力都白费掉了。
创：怎样理解从市场的角度来做科技成果转化？ 汪：个人认为市场是从底层思维去复盘，用投资的理念去做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人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个行业中只做“案头工作”去研究政策导向，要将视野和胸怀开放化，在最开始要做转化的同时就要把握这个项目的生命力，技术固然重要，但是后期产业化的创始团队和市场开发等更为重要。 反向案例已经有不少。比如某些高校系出来的老师创业项目，有光环加持，但是很多公司“昙花一现”，没有后续的生命力，这种程度的科技成果转化怎样去定义成功还是失败？ 再比如，有的公司已经转化出来，进入市场中还有幸成为媒体报道的“明星公司”，但是产品很快被市场“替代”掉了，下一步怎么办？ 实际上，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前不久提出一个新理念：“高新技术创业成功，技术要素占30%左右，而团队及管理等因素要占70%。只是有技术，企业不值那么多钱。华为之所以能起来，是他们认为技术不能高于一切，市场高于一切。” 所以科技成果转化，转出来是第一步，能不能转好，看的是综合能力和市场效应，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希望大家千万别陷入误区，过分研究能否“转得出”，而割裂了“能否转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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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优化路径
创：对目前科技成果转化业态，有好的发展建议吗？ 汪：这个是立体化的生态，需要从多方面去搭建一个共同体，个人认为至少在三大方面要坚持完善。 一、 国家既要持续加大投钱，还要改变成果验收的考核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因此国家每年大量的应用型课题研究，结题验收时，要把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有这样的目标导向，科技成果转化将不再是难题。 二、还要加大扶持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力度。 成立基金的目的在于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让专业的第三方金融机构去加速、帮扶科技成果更垂直性转化，用投资的策略去做这件事非常必要。 目前国家已经成立了相关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但是比例太少，盘子太小。国家每年几千个亿科研经费都舍得投入，更应该在成果转化基金方面有应的配比，而不是像现在“挤牙膏”似的，一共才几百亿的成果转化基金规模。 三、可大力提倡并推广“师生共创”模式加速成果转化。
在高校院所，目前主流的科技成果转化形式还是技术转让或技术许可等，现在也鼓励科研人员创业。 技术转移转化，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需要长时间磨合和沟通的过程，供求双方作为两个陌生的主体，建立信任有一个过程，但是由于两者所处立场和环境等诸多因素差异很大，因此真正十分顺利进行的不是很多，大多项目无疾而终，有的甚至转化后的公司合伙人最后打起了官司。 现在国家在鼓励技术人员创业，但是要看到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不适合创业。创业需要动力，也需要体力。高校教授通常生活是较为稳定和优渥的，这种情况多少会影响创业的积极性。
再有，创业需要体力和精力去拓展渠道和市场资源，老师要做科研，也难顾及。 实际上，“师生共创”模式基于是可以大力倡导的。师生共创通常可突破“信任”问题，现今这个模式至少已经跑出来两个非常优秀的公司，一是南方的大疆无人机公司，在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支持下，他的学生汪涛创办了大疆公司。李泽湘幕后挂帅，带领学生将大疆从一个不到十人的小团队逐渐发展为到万人规模，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80%的市场份额，占据行业龙头企业。 再一个是中国氢能燃料电池第一股“亿华通”，是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和其学生张国强共创。欧阳明高作为汽车动力系统专家，在师生共创的模式下背后孵化了20多家公司，还有多家正在上市排队。 “南李北欧”师生共创现象已出现，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一条未来可行之路，或能提高技术转化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