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文
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
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
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 ”
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
“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
“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
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
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
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
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
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