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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调查》:为什么阿里巴巴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简介: 治理中国的假货问题到底有多难?6月10日央视金牌调查栏目《新闻调查》详细揭示了消费者在网购维权中遭遇的诸多困境,呼吁平台、工商、质检、公安、品牌方等全社会联动起来,积极响应马云的公开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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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国的假货问题到底有多难?6月10日央视金牌调查栏目《新闻调查》详细揭示了消费者在网购维权中遭遇的诸多困境,呼吁平台、工商、质检、公安、品牌方等全社会联动起来,积极响应马云的公开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在西安经营手机店的姜先生,在淘宝上一家网店买了一把促销的飞利浦剃须刀,使用一个多月后,剃须刀坏了,他去飞利浦维修中心维修才发现是假货,这让他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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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姜先生(左)



官方维修店:
不对消费者个人出具鉴定报告



姜先生首先来到西安飞利浦官方维修中心,希望由品牌方出具书面凭证,让他意外的是飞利浦拒绝了他的请求,公司表示:他们不会对消费者个人出具官方鉴定报告,主要是因为没有第三方封存证据,品牌方难以对后续进行监管,一旦消费者个人对鉴定商品进行调包,将会给后续维权带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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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西安工作人员接受采访

飞利浦公司这一说法让姜先生无法理解,他认为飞利浦有义务帮助消费者打击市面上的假货。再三协调下,西安飞利浦维修中心最终只愿在姜先生网购这款剃须刀的假发票上写明“假冒伪劣飞利浦”字样,盖上飞利浦官方的图章,但这样的证明并不是品牌官方鉴定报告。



质监部门:
只负责线下生产领域的问题



在品牌方碰壁后,他找到自己所在的西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长安分局,希望出具一份质检报告,但质监局告诉姜先生,他们只负责处理线下生产领域的问题,比如打击辖区内的制假工厂或者黑窝点,市场流通领域的相关事情应该归工商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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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进一步提及,希望能够将自己网购的这款假剃须刀送检,质监局副局长告诉他,消费者自掏腰包是可以送检的,但产品检验是有严格规定,要求未拆包装,并有相关证据,而姜先生使用过的这款剃须刀属于旧物,显然不符合送检标准。



工商部门:
要找网店或网站所在地区



接着,姜先生去求助自己辖区所在的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长安分局。工作人员告诉他,工商部门一直遵循区域性属地管理原则,姜先生所购商品的网店并非自己辖区,或者可以去找淘宝网所在的杭州市余杭区工商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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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情况

通过余杭工商局的12315电话,姜先生投诉这款商品,一周后他收到余杭工商部门立案的回复,但目前还没有新的进展。

央视记者在淘宝找到这家网店,并买入店内正在出售的两款剃须刀。商品到货后,记者带着未开封的快递,找到北京飞利浦维修服务中心。很快,飞利浦维修人员确认这两款剃须刀均为假货。

记者带着自己在淘宝网上购买的那两款假飞利浦剃须刀,专程来到淘宝位于杭州的总部,找到负责售后的淘宝客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淘宝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也很为难,因为他们只是第三方平台,并没有鉴定假货的资质,只能要求消费者提供假货凭证。

记者提供了“这两款剃须刀被飞利浦官方认证为假货的完整视频”。淘宝获得可信证据后,协助消费者做出维权处理,并关闭了这家售假店铺。



打假依据的还是
24年前的《产品质量法》



《新闻调查》认为,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假货已不仅仅是通过线上简单解决,实际上它的根源深植于线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打假不分线上线下,如果真正想把“假”打掉,必须到线下去。

2015年底至今,郑俊芳带领着一支2000人打假队伍,每年花费近10个亿,在阿里平台上全力与假货“死磕”。但她认为在线上再努力。都是只治标不治本。因为线上只能关店,线下的制假窝点如果不能得到控制,线上一切的努力都是无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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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俊芳看来,中国的假货产业链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的第一大市场,但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例如,我们现在适用的依然是1993年出台的《产品质量法》,罚款的标准依旧停留在24年前,这直接导致我们行政监管的处罚力度低,对违法者不构成威胁。

仅2016一年,阿里巴巴共排查制售假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截至目前确认有刑事判决的仅33例,制假售假所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这一年,淘宝自行查封关闭的店铺有18万家,但郑俊芳认为,仅自己对售假商家进行惩治并不能对整个电商环境起到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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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在报道中说,阿里这些年一直试图去建立一个打通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作鉴定机制,但苦于在淘宝平台上有10亿以上商品,种类庞杂,涵盖方方面面,无法让所有品牌在入驻淘宝前都进行真假甄别。线下假货源源不断从小作坊、黑工厂中产出,更是像雾霾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阿里只能持续不断地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

有部分消费者认为线上假货就都是平台的责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网规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木斯告诉记者:这个不应当!因为平台就是松散的组织,并以此促成了开放和繁荣的生态。各大电商平台并非消费者理解的百货公司,而是类似于中介公司,只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保障,商品真假要依赖买卖双方自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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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假货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今年3月14日,马云向全社会公开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希望能够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以及调动各职能部门,一起联手惩戒制假者。其实,尽快出台一部能够适用于今天突飞猛进的电子商务时代的法律法规已成为各界共识。2016年12月19日,中国电商领域第一部综合性法律《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次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此非常支持:互联网现在出现的问题,对线下的法律适用挑战很大,强烈建议集中考虑针对线上假冒伪劣的定罪、量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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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问题是中国社会很大的问题,以前中国是一小块一小块关系网隔绝的一个社会,非常的不健康。没有互联网之前,诚信教育非常难,执法也非常难,但是今天通过互连网络把我们生活中特别难解决的问题正渐渐被平台解决。政府管理和保护平台,平台管理和保护社会。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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