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恩到贝尔实验室后，师从巴特洛格，专注于材料学的研究。 舍恩在2001年正式成为贝尔实验室的员工，在贝尔实验室期间，舍恩通过与20多人合作，前后在各类大型国际期刊上发表了超过80篇论文，其中在《自然》和《科学》这两份顶级杂志上，作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就有17篇。这些论文涵盖了当时最前沿的材料技术如分子电路、分子半导体、有机激光、高温超导和纳米科技等等领域。
舍恩连续性的论文，使得其成为了“明日之星”。在他正式成为贝尔实验室一员的同时，获得了德国最重要的科学奖项之一——奥托·克隆-韦伯银行奖，这个奖项，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前奏。 然而，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2001年前后，半导体新型材料的研发进入到一个非常迫切的时期，原来的二位平面的排列方式急需突破。人们也真正认识到，舍恩在这方面实现的突破，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 2001年11月，舍恩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单分子场效应管”，他声称： 在两层金电极之间用含硫的有机物在金表面形成了自主装单分子层，该分子层表现出半导体场电效应，并以此制成单分子晶体管和场效应管，实现了电流的控制和增益。论文发表后，这一“成果”被认为是分子半导体的重大进步，它突破了硅晶体管的尺寸限制，使得摩尔定律得以延续，该成果中所展示的材料，将大幅缩小芯片体积并降低成本，并可以迅速的普及。 这一发现，被《科学》杂志评为2001年十大科技进步的第一位。 然而，舍恩的胆大妄为，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的败露，源自于在三篇不同研究方向的论文中，采用了同一组研究数据所构成的图表，而其他实验室的科学家在参考舍恩的数据时，竟然不能重复他的实验，也就是说，按照舍恩的论文，没有任何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得到舍恩同样的实验数据——更为直白地说，要么实验有问题，要么舍恩的数据有问题。 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莉迪亚·索恩发现舍恩的两个实验温度差别很大，但噪声却完全相同。康奈尔大学的保罗·麦克尤恩也发现了类似问题。最终，麦克尤恩于2002年5月向贝尔实验室举报舍恩学术不端。 贝尔实验室马上组织了由外界科学家团队组成的独立调查小组，对舍恩发表的论文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舍恩论文的问题越来越多，在最为重要的几篇论文中，舍恩竟然不能提供实验的原始数据。 当年9月24日，调查小组对外宣布，舍恩至少有9篇论文存在数据问题，确认舍恩的论文数据包含造假。舍恩在被指控的25篇论文中，至少存在16篇中存在数据造假的行为。 11月1日，舍恩等人在《科学》上发表声明撤回8篇论文。之后，他所获奥托·克隆奖被撤销，其博士学位亦被收回。他的名字在学术界销声匿迹，除了在提及这一丑闻的时候。 “舍恩事件”是国际科技界近年来罕见的学术造假案例。 不过舍恩的造假，并没有给他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舍恩的“研究成果”还没来得及“商业化”运作，就土崩瓦解身败名裂——相比于那些已经商业化、带来巨额利润的造假，舍恩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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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汉芯造假
无独有偶，也是在2003年前后——这个半导体产业发展风起云涌的年份，在中国大陆，也爆发了一起造假的事件。 这一事件，更是震惊了整个世界，因为这起造假，从学术，延伸到了商业，并涉及到了地方政府、政策资金、科研单位等等机构。 这就是“汉芯造假事件”。 2003年2月26日，这是中国半导体发展史上最应该铭记的日子，如果汉芯成功了，那么将是中国芯片业开天辟地的大事。然而，汉芯以造假的方式，让这一天成为中国芯片发展历史中，最为耻辱的一天。
这场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亲自主持的发布会，就是“汉芯一号”的发布会，汉芯一号的项目负责人，名字叫陈进。
“上海‘汉芯一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由邹士昌、许居衍等知名院士和“863计划”集成电路专项小组负责人组成的鉴定专家组对“汉芯一号”作出以上评定时，陈进的心里应该是激动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信产部科技司司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科委、教委这些部门的与会人员，他们肯定是倍感荣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