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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整合警察、消防、医疗系统，使救援时间大幅度缩短，巡逻队、消防车、救护车能够在8分钟内到达81%的突发事件现场；在新加波，智能交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在预测交通流速和流量方面有高达85%的准确率，能通过有效的引导和干预，显著提升高峰时段的车辆通行效率；在苏州市，覆盖城乡的信息化防控网络，在警力与人口配比不足万分之十的情况下，使打击处理案件数、刑拘转捕率、技术支撑率均为全省最高，实现了“以十抵万”的办案效率。
在公共管理领域，国内外一些先行者已经在运用大数据的方法，通过多渠道的数据采集和快速综合的数据处理，提升治理社会的能力，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大数据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不仅使传统难题变得迎刃而解，更成为新时期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必然选择。
利用大数据治国，美国政府早已先行一步，奥巴马认为，数据在未来将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2012年3月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同时组建“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以协调政府在大数据领域的2亿多美元投资，这标志着美国把大数据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形成全体动员的格局。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大数据技术可为欧盟23个最大的政府的公共部门管理活动的成本提供15%—20%的下降空间，在未来10年每年创造1500亿欧元到3000亿欧元的价值，并将公共部门的预计效率提高0.5个百分点。
对各个国家地区大数据实践的研究表明，大数据的应用可以从五个方面提高公共管理水平：
一是实现信息透明和共享，使外部利益相关者（比如公民和企业）和内部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雇员和政府机构）都能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在上海，自2006年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开金融信息后，催生了一批金融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其中有上海联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5家上市企业，拉动了十几万人的就业。在北京，交通管理部门公开提供违章信息，也催生了一批提供专业交通信息服务的互联网企业，他们向用户提供免费服务，并获得了可观的广告收入。
二是通过评估公共部门的绩效，增强内部竞争，激励工作表现，提高公共建设效率，提升行政服务质量，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例如，荷兰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数字三角洲的工程，通过协调环境部、税务部门和国家研究所三方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研究如何利用大数据预测，改变防洪策略以及整个荷兰水资源系统的管理工作。对比传统的水资源建设项目，这种合作组合预计可以节省高达15%的荷兰年度水资源管理预算。
三是通过人口细分和定制政策，增强公共服务的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公众满意度，减少开支。在传统公共管理中，公共部门倾向于为所有公民提供相同的服务。但其实，公众往往具有非常多元化的个性化需求。德国联邦劳工局对大量的失业人员的失业情况、干预手段和重新就业等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使得其能够区别不同类别的失业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手段来进行失业干预，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该做法使得该局能够在每年减少100亿欧元相关支出的情况下，减少失业人员平均再就业所需时间，大大改善了失业人群的求职体验。
四是用政务智能替代或辅助人工决策，在纷繁复杂的数据中自动识别出不一致、错误和虚假的信息，减少出错成本和福利管理中的诈骗，缩小税收缺口。美国邮政（USPS）的计算机系统能够自动扫描邮件的相关数据（存放位置、派送路线、重量、体积等信息），通过与数据库中近4千亿条数据的比较，甄别出“用邮欺诈”的邮件。扫描一封邮件只需要50—100毫秒。一旦检测出了“异常”——比如包裹邮资不足或者邮票重复使用等情况，系统就会对信件实施实时拦截，再由分拣人员对其进行特殊处理。有趣的是，该项目竟然由此形成了“威慑效应”。自从2006年开始实施此计划起，“用邮欺诈”行为减少了很多。
五是引导公共部门内部和外部的创新，例如，商业、非营利性机构、第三方通过开发出大数据工具和分析，对公共服务进行反馈，为改善现有的方案提出建议，从而为公共部门创造新的价值。作为“大数据”惠民的一项重要探索，北京市于2012年10月推出政府数据资源网测试版，并面向企业及个人征集应用程序（APP）。由社会力量开发的“游北京”和“爱健康”两个程序目前已经可以下载试用。前者可以查阅北京旅游景点、餐饮、促销信息、洗手间信息等，后者是北京市所有卫生保健设施的指南应用，包括诊所、医院、养老院等信息，用户可以利用这款软件定位附近的医疗设施，查看现场网络图像。
原文发布时间为：201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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