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为什么选择合宜或中庸？
关于美德，柏拉图推崇圆满的正义，亚里士多德推崇中庸，斯多葛学派推崇圆满正直，亚当•斯密推崇合宜，孔子推崇中庸，这些美德都是不走极端，选择适中。为什么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和道德家都不约而同的推崇适中的美德呢？
这是为了整个种群的整体繁荣，或者更深入的说是为了种群长久稳定的进化。
1） 哲学上的理由
从哲学上讲，亚当•斯密认为整体的繁荣是我们追求的唯一主要目标，他说：“整体的繁荣应该不仅是我们希望实现的主要目标，更是我们希望实现的唯一目标。” 所以亚当•斯密需要选择一个能实现整体繁荣的最好的手段。他通过对前人思想的分类总结和自己的思考，将美德分为审慎，合宜与慈善，然后通过对比选择合宜作为推崇的美德，以期实现整体的繁荣。慈善的美德要求人们选择利人，而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关注与照顾别人，那么谁来照顾我们自己呢？再由别人来照顾我们自己吗？我肯定没有我要照顾的人更加清楚他自己的需求，而他人肯定也没有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自己的需求，所以我们都选择照顾自己肯定比我们都选择照顾别人的效果要好，因为我们更清楚自己的需求，并且可以一直时刻关注自己的需求。亚当•斯密说：“每一个人都被自然女神首先且主要托付给他自己照顾；每一个人无疑在每一方面都更适合也更有能力照顾他自己，甚于照顾其他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更显著地感觉到他自己的快乐与痛苦，甚于感觉到他人的快乐与痛苦。……每个人，毫无疑问，都被自然女神推荐给他自己当作首先与主要的照顾对象；而由于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合照顾自己，所以，他也实在很适合、很对、很应当以自己为首要的照顾对象。所以，每个人对凡是直接关系到他自己的事，兴趣都会比较强烈，而对关系到其他任何人的事，就比较没兴趣。”从广义动量定理Fαt=MV的角度说，我们有合适的能力F和时间，并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需求（作用点），可以将力量F和时间t花费在最适合的需求方向α上，这样会产生更大的成果。所以亚当•斯密在没有选择慈善。而过度的审慎（自利）会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从而使整体的利益减少，不利于群体进化。他说：“美德的极致，在于把我们的一切行为导向增进最大可能的幸福，在于使所有比较低级的情感服从于增进人类全体幸福的愿望，在于把自己看成不过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因此自己的幸福，只有在不违背或有利于整体幸福的程度内，才可以追求。”由于慈善的美德产生的效果不如我们照顾自己产生的效果好，而自利又可能会伤害别人的利益而不利于整体的繁荣，所以亚当•斯密并没有选择两个极端，而是选择克己（合宜）作为推崇的美德，正义是合宜的终极完美。人类在遵守正义基础上的自利，能最大促进整体的繁荣，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一个核心内容。
儒家的中庸思想就是适中，无过无不及。即是“中不偏，庸不易。”而中庸的完美是至诚，至诚可以使人们充分发挥本性，从而促进最大的整体繁荣。如果没有诚信，则整体就难以发展，这个社会结构也会崩塌。《中庸》写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没有真诚就没有了事物。）”没有真诚的社会就是大家互相欺骗和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自己也需要处处防止被骗。从广义动量定理Fαt=MV角度说，人们将力量F和时间t用在破坏或防止被破坏的方向α上，而不是将力量F和时间t用在创造成果的方向α上，导致总成果MV减少，不利于社会的整体的发展。
2） 经济学上的理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自利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但这个自利是有下限的，这是《道德情操论》的核心，即正义，不伤害他人。所以亚当•斯密所强调的是遵守正义（克己）基础上的自利可以促进最大的社会幸福。亚当•斯密对自利规定了下限，即不伤害他人，这也是正义的标准。他说：“美德的极致，在于把我们的一切行为导向增进最大可能的幸福，在于使所有比较低级的情感服从于增进人类全体幸福的愿望，在于把自己看成不过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因此自己的幸福，只有在不违背或有利于整体幸福的程度内，才可以追求。”
在不正义和缺乏诚信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辨别信息的真伪和防止被欺骗上，这样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导致资源很多的无效配置，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总财富。所以在正义和诚信的社会中，会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增加整个社会的总财富。
3） 管理学上的理由
关于社会的整体繁荣是几乎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目标，甚至很多伟大的企业家也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保罗•乔布斯说：“We're here to put a dent in the
universe. Otherwise why else even be here?（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乔布斯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义为改变世界，而他传奇的一生也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这个伟大的目标，即使罹患癌症，即使濒临死亡。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的程度，这与孔子至诚尽性中的尽性道理是相同的。
日本京瓷和KDDI的创始人稻盛和夫推崇“敬天爱人，自利利他”，他说：“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利利他”，佛教认为要想自己获利必须造福他人，教导人们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让他人得益。”稻盛和夫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自利则生；没有自利，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驱动力。同时，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利他则久；没有利他，人生和事业就会失去平衡并最终导致失败。而京瓷公司一直奉行的经营理念是：“在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前半部分是自利，后半部分是利他。
4） 优化算法上的理由
优化算法的求解目标是最快速的获得极大值，而如果优化算法迭代中的变异过小，则求解最优值的速度变慢，不利于求得最大值；而如果变异越大，偏离前一代的基础越大，前一代的积累优势越不容易继承，前一代的影响越小，从而导致变异越盲目，容易陷入算法早熟，停止算法的进化。所以在优化算法中，变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选择适中的变异最有利于算法稳定快速的求得最大值。
5） 进化论上的理由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学观》一书中，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给出了突变是基因分子中的量子跃迁引起的结论，提出了近中性突变框架。即突变是近中性的，不是没有，也不是非常大。薛定谔在书中写到：“突变实际上是由于基因分子中的量子跃迁引起的。……一种构型转变为另一种构型就是量子跃迁。如果后一种构型具有更大的能量，那么，外界要向这个系统提供不低于两个能级间的能量差额的能量，才能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当然，系统也可以自发地变到较低的能级，通过辐射来消耗多余的能量。”由于分子处于最低的能级，所以只有外界给予其能量才会发生突变。薛定谔写道：“在给定的一组原子的若干不连续的状态中，不一定有但其中可能有使原子核彼此紧密靠拢的最低能级。在这种状态下，原子构成了分子。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分子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除非外界供给它以“泵涌”到邻近的较高能级所需要的能量的差额，否则，构型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这种数量十分确定的能级差定量地决定了分子的稳定性。”自然界对阀值进行了合适的选择，所以导致突变不是剧烈的。薛定谔写道：“自然界已成功地对阀值做出了巧妙的选择，这种选择必然使突变成为罕见的。频繁的突变是有害的。对于那些通过突变获得不很稳定的基因构型的个体，他们的“剧烈的”、迅速发生突变的后代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机会是很小的。物种会抛弃这些个体，并将通过自然选择把稳定的基因收集起来。”即使有哪些“剧烈”突变的个体，他们也很难长期生存。所以从量子突变讨论基因分子的角度说，量子突变需要外界提供较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提供很少发生，导致突变是近中性的，从而使物种趋于稳定的进化，而不是极端的变化或不变化。
6） 系统思考上的理由
物种需要稳定的进化，而负反馈恰能提供进化需要的稳定性。负反馈是通过输出与目标的偏差来调整系统行为的，最终使系统的输出和目标相同，达到系统的稳定。而负反馈也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目标值才能使系统稳定。比如以正义这种可以精确定义的美德来说，每个人的系统的输入是稳定的正义这个目标，他的行为是他的输出，如果输出没有达到正义，那么负反馈就会提醒他需要增加努力达到正义；如果超过了正义，负反馈就会提醒他超过，减少这方面的努力。
从系统思考的角度讲，在正义和诚信的社会环境中，信息的反馈要比不正义及欺骗的环境下更加准确，从而系统的信息输入准确，所以系统的决策和反应更加有效果，系统更容易趋于稳定及成果最大化。而在不正义和欺诈的环境中，系统输入的信息与真实情况偏差很大，从而导致系统的决策失误，使系统趋于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