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提出的论断。此后，中国陆续退出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可以说，当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视“科技创新”。可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尽管中国科技创新投入逐年大幅提高，其科技创新仍然与人们预期有较大差距。一个典型的证明是，中国本土培养和工作的自然科学家，至今尚未在诺贝尔奖上有所斩获。联想起中国曾经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等古代科技，不免让人心生感叹。
中国科研为何难现高水平创新？
否认中国科研全方位进步是罔顾事实的。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层愈发重视科技创新，在科研人才培养、关键领域攻关等都实现了规模性的增长和突破。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创新活动仍然存在诸如“顶尖成果不多”、“产出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与科研人才的使用、科研评价的机制和科研人员的薪酬机制不无关系。
一是，科研项目的“包工头化”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通过合法方式满足利益需求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在科研工作中，总有那么一批人，他们要么身居学术机构或行政机构要职，要么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学界明星”，借助已经构建的资源网络，他们能够比一般科研人员更为便利地申请到各种研究项目，并且乐此不疲。往往这个项目还没做完，又盯上了另外的项目，或者手头项目积攒了一大堆。但是，项目到手后，他们又不会亲自操刀，往往是将其“转包”给自己的研究助手或研究生，到最后“冠名”发表论文，名利双收。这些科研“包工头”的存在，严重破坏了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与严谨性。
二是，科研评价的“非学术化”问题。在中国，大宗的科研经费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行政单位掌握并且分配的，在科研项目的评价上，也大多由这些单位来进行。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形成“行政价值”主导“学术评价”的现象。在经济学家陈志武看来，围绕“行政价值”形成的激励架构，从根本上改变、扭曲科研者的目标取向和行为方式，使科技研究领域失去自己学术专业的独立性。这就出现了科研评价的“唯数量化”倾向，能够拿到项目的评奖、评职称、当博导，一路绿灯。在很多科研评价体制内，重项目量化评比，轻科研结果鉴定的情况并不鲜见，因而就容易出现科研人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拉项目身上。导致部分有实力的科研工作者，成为“哪里有钱哪里赚”的“经济人”。
第三，科研人才薪酬激励的“欠科学化”。与发达国家科研人员“高工资、高薪酬”的薪酬体制不同，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的薪酬并不高，“在科研院所、高校，当了十几年的教授，年薪可能只有5万元左右”，这种现象很普遍。甚至在在很多985高校，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年薪更少，往往只有3、4万的年薪。在这种情况下，“为稻粱谋”而非“为事业计”的“科研逐利”行为就有了合理性。大教授、名博导“放开手脚”拉项目、跑课题，刚刚能解决温饱问题的青年研究者，则甘愿依附于大教授、名学者，在别人的科研项目中“分一杯羹”。因而，这有形成一条“利益链条”，大学者什么项目都拉，却荒废了自己的本业，青年学者为养家糊口不得不进行“学术依附”，这样，持久的科研创新就很难坚持下来。
中国科技创新活动“解套”的出口
中国现有的科技体制，是改革开放后面对科研人才断层、大项目亟需团队攻关的“延续”，这么多年来，难免形成“路径依赖”的惰性。针对上述问题，可以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革。
一是，科学界要“清风明德”，引导科研工作回归科研本质。人是科研工作的核心。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不免有部分科研人员受到不良风气影响，向歪风邪气低头，将严肃神圣的科研工作，变成“圈钱”致富的捷径，促使整个科研工作“低俗化”、“草率化”和“轻质化”。科学界理应清行风、明正德，成为社会发展的良心和脊梁。整个社会需在营造良好的科研作风、学术诚信上有所作为。建立一套科学的、公开、透明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支持科研人员坚守科研本分，坚持学术操守。
二是，改革现有科研投入机制，改变“唯项目论英雄”的办法。目前，中国科学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要想获得良好体面的生活，必须围绕项目转，导致在具体工作中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跑项目”甚至“拉关系”上，这难免会腐蚀科学家“静心学问”的作风，滋长一些浮躁、浮夸甚至腐败的不良风气，这对于需要时间投入、精力投入的科研活动是危害极大的。多年来盛行的“以项目论英雄”的评价机制，更加加剧了这种现象。因而，要给以科研人员足够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改革以项目或数量为评价标杆的办法，从科研过程、科研成果等方面，建立全程的科研评价激励机制。
三是，重构合理的薪酬体系，为科研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科研人员疲于申请各种项目、填报各种表格、申报各类奖项，原因就是国家提供的基本物质条件偏低了，无法保证他们起码的科研要求。这继而引发了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流失。应当改革现有薪酬体系，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让科研人员后顾无忧、有尊严的生活和开展科研活动。
来源：《联合早报》，2012年5月26日
中国科研为何难现高水平创新？
否认中国科研全方位进步是罔顾事实的。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层愈发重视科技创新，在科研人才培养、关键领域攻关等都实现了规模性的增长和突破。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创新活动仍然存在诸如“顶尖成果不多”、“产出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与科研人才的使用、科研评价的机制和科研人员的薪酬机制不无关系。
一是，科研项目的“包工头化”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通过合法方式满足利益需求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在科研工作中，总有那么一批人，他们要么身居学术机构或行政机构要职，要么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学界明星”，借助已经构建的资源网络，他们能够比一般科研人员更为便利地申请到各种研究项目，并且乐此不疲。往往这个项目还没做完，又盯上了另外的项目，或者手头项目积攒了一大堆。但是，项目到手后，他们又不会亲自操刀，往往是将其“转包”给自己的研究助手或研究生，到最后“冠名”发表论文，名利双收。这些科研“包工头”的存在，严重破坏了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与严谨性。
二是，科研评价的“非学术化”问题。在中国，大宗的科研经费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行政单位掌握并且分配的，在科研项目的评价上，也大多由这些单位来进行。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形成“行政价值”主导“学术评价”的现象。在经济学家陈志武看来，围绕“行政价值”形成的激励架构，从根本上改变、扭曲科研者的目标取向和行为方式，使科技研究领域失去自己学术专业的独立性。这就出现了科研评价的“唯数量化”倾向，能够拿到项目的评奖、评职称、当博导，一路绿灯。在很多科研评价体制内，重项目量化评比，轻科研结果鉴定的情况并不鲜见，因而就容易出现科研人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拉项目身上。导致部分有实力的科研工作者，成为“哪里有钱哪里赚”的“经济人”。
第三，科研人才薪酬激励的“欠科学化”。与发达国家科研人员“高工资、高薪酬”的薪酬体制不同，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的薪酬并不高，“在科研院所、高校，当了十几年的教授，年薪可能只有5万元左右”，这种现象很普遍。甚至在在很多985高校，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年薪更少，往往只有3、4万的年薪。在这种情况下，“为稻粱谋”而非“为事业计”的“科研逐利”行为就有了合理性。大教授、名博导“放开手脚”拉项目、跑课题，刚刚能解决温饱问题的青年研究者，则甘愿依附于大教授、名学者，在别人的科研项目中“分一杯羹”。因而，这有形成一条“利益链条”，大学者什么项目都拉，却荒废了自己的本业，青年学者为养家糊口不得不进行“学术依附”，这样，持久的科研创新就很难坚持下来。
中国科技创新活动“解套”的出口
中国现有的科技体制，是改革开放后面对科研人才断层、大项目亟需团队攻关的“延续”，这么多年来，难免形成“路径依赖”的惰性。针对上述问题，可以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革。
一是，科学界要“清风明德”，引导科研工作回归科研本质。人是科研工作的核心。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不免有部分科研人员受到不良风气影响，向歪风邪气低头，将严肃神圣的科研工作，变成“圈钱”致富的捷径，促使整个科研工作“低俗化”、“草率化”和“轻质化”。科学界理应清行风、明正德，成为社会发展的良心和脊梁。整个社会需在营造良好的科研作风、学术诚信上有所作为。建立一套科学的、公开、透明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支持科研人员坚守科研本分，坚持学术操守。
二是，改革现有科研投入机制，改变“唯项目论英雄”的办法。目前，中国科学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要想获得良好体面的生活，必须围绕项目转，导致在具体工作中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跑项目”甚至“拉关系”上，这难免会腐蚀科学家“静心学问”的作风，滋长一些浮躁、浮夸甚至腐败的不良风气，这对于需要时间投入、精力投入的科研活动是危害极大的。多年来盛行的“以项目论英雄”的评价机制，更加加剧了这种现象。因而，要给以科研人员足够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改革以项目或数量为评价标杆的办法，从科研过程、科研成果等方面，建立全程的科研评价激励机制。
三是，重构合理的薪酬体系，为科研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科研人员疲于申请各种项目、填报各种表格、申报各类奖项，原因就是国家提供的基本物质条件偏低了，无法保证他们起码的科研要求。这继而引发了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流失。应当改革现有薪酬体系，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让科研人员后顾无忧、有尊严的生活和开展科研活动。
来源：《联合早报》，201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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