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是21世纪的“钻石矿”，而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要消除“信息死角”、打破“信息孤岛”，除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外，都应向社会开放。
“政府数据开放得怎么样，老百姓有‘获得感’吗？”单志广在一场讨论中说，发展大数据真正的挑战在于怎么改变现有的信息化管理体制，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运用模式等，“比如在财政审批机制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创新、政府统筹协调创新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郑磊点出了这一问题的本质：数据取之于民，应该还之于民。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政府应该开放原始、底层的数据，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会公布经过加工的数据内容，那并不是真正的数据开放，只能算信息通报。
长期从事数字政府研究的郑磊认为，政府数据开放的原则应该是完整的、一手的、及时的、可获取的，这意味着公众可以快速完整地获取政府权力运行中沉淀下来的原始数据，与此同时，这些数据必须是可机读、非歧视、非专属和免授权的，“公布个PDF版可不行，必须要机器可以直接读取，必须人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
郑磊正在参与上海市的数据开放规划，他时常打一个比方：政府数据就像封装在玻璃瓶里的苏打水，看上去安静平稳，悄无声息，但只要打开瓶盖，就能瞬间迸发出无穷能量。他希望推动政府把数据当作一种“市场原料”来开放，目的是让数据在市场中创造价值。
但在现实中，业内的普遍感受是，政府开放数据的步伐，远远赶不上市场的期待。开放数据总量偏低、价值偏低、可机读率很低、动态数据很少、不符合开放授权等问题特别突出。
对于这样的供需矛盾，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张平在一场论坛的演讲中分析，传统的政府已经习惯一元主导社会治理，政府决策更多依赖于政治精英和业务专家的知识、经验和直觉，而数据开放可能会打破这种传统。
“很多政府部门就以安全为借口，阻碍数据的开放共享。”张平说，实际上，这些政府部门掌握着数据也没能有效利用。
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立足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2017年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2018年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带动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创新应用，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
张平介绍，贵阳市正在进行的实践，就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打破传统的治理思维，建设一个有数据服务机制的开放平台。此外，贵阳市曾经公开宣布，将建立人口、法人、经济、基础地理信息四大数据库，今年年底前，各部门面向公众服务的各类数据将逐步汇至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网站。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尝到了数据开放带来的“甜头”。
郑磊举了个例子，一个地方的政府部门曾经作过一次开放交通数据的尝试，开放了约1TB的原始数据内容，这在庞大的交通数据系统中仅是很小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些原始数据，征集到了500多个交通优化方案，很多方案都充满商机。
“这些经过数据分析得到的方案，政府之前根本没想过！”郑磊说，这个政府部门最终把进入15强的优化方案和各个处室对接，逐一落实，并下定决心更大范围地进行数据开放。
郑磊特别呼吁，对于创新创业的年轻人，政府给政策不如给数据，数据带来的创新可能，会让创业者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支持，“以数据为原料，来一场众筹众创吧！”
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总工程师穆勇对此也深有感触：北京市每开放一些政府数据，总能吸引很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利用，开发出很多有前景的应用。
对于未来的政府数据开放之路，郑磊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列出数据负面清单，认定哪些信息不开放，“剩下的都必须开放。”
单志广则特别提醒，要处理好“大雁和乌龟”的关系，不能领导想明白了像大雁一样飞在前面，具体负责工作的同志不清楚怎么落实，工作推动缓慢，“要提升整体意识，如果结合不好，肯定是脱节错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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