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社会文明进化的产物，是工业文明的载体。人类最早的居住载体是山洞。到了农耕文明之后，人们居住的载体是乡村；在工业时代，人们居住的载体是城市。由于城市对大众有一定的聚集功能，使城市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支撑的可能，也正是人口聚集促使服务业分工细化，进而促使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因此，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城市快速发展容易产生“城市病”，例如城市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安问题等。同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相对疏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此，银川选择通过智慧城市的创建来治理“城市病”。
智慧城市说起来很美好，但是建设起来却很难。首先，智慧城市面临投资难。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少则十几亿元，多则上百亿元。而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缺乏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缺少投资回收途径。现阶段的智慧城市，社会资本参与很少，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一次性投资过多，会造成政府财政压力过大，财政难以持续大量投入。政府只能以单位投资主体进行投资，而这样就会造成新的信息孤岛。例如第一年政府为平安城市投资2亿元；第二年政府为建设智慧城管投资1亿元；第三年政府为智慧公交投资5000万……各单位使用各自的系统，不利于信息的互通共享。
其次，智慧城市面临运营难。在传统的建设运营模式中，软硬件更新换代不及时、人员培训不到位，容易造成功能落后等问题。目前，IT公司和政府合作大部分采取BT方式。但是，智慧城市和信息行业息息相关，信息行业5~7年是一个创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硬件需要更新、软件需要升级、人员需要培训。因此，城市运营及相应的管理手段很难即刻成立。
最后，智慧城市面临共享难。分散投资导致行政壁垒，容易产生智慧孤岛，无法形成大数据。智慧城市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大数据挖掘方面。大数据的挖掘主要是来自于大数据的形成。而在大数据的形成环节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数据共享、企业的数据共享、市民的数据共享。其中，政府数据共享尤为困难，因为政府之间数据业务共享的形式不统一，大部分证明资料还需要纸质材料进行衔接，缺乏“智慧”。
银川立足自身，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技术架构创新，实现银川模式的探索和创建。首先，银川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解决投资难、运营难的问题。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企业在合作时，采用PPP运营模式，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和专业运营，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购买服务，资本市场实现投资回收与增值。
其次，银川通过管理模式创新解决共享难。银川政府强力推进“一把手”工程，实行市委书记负责制，将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置在市委督察办，整合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现资源共享。一方面，明确目标架构，明确智慧城市建设要解决哪些城市问题，要为老百姓解决什么需求。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将政府现有的被动式、善后式的管理模式改进成主动式、前瞻式、预防式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推动、振兴产业发展，转型升级传统产业，衍生新的产业，增加政府税收收入。
最后，银川通过技术架构创新构建“一图一网一云”基础框架。“一图”是城市全景真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模拟城市要素。“一网”即8000G全城光网络，连接城市各个空间的节点。“一云”即大数据中心云平台，将各个节点各个要素产生的数据通过一网连接输送到大数据中心进行存储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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