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话诈骗已经成为香港社会治安领域最为突出的犯罪类型之一，其中假冒客户服务人员的诈骗手法占据核心位置。2026 年上半年数据显示，香港电话诈骗案件数量同比上升百分之四十五至四千八百三十宗，损失金额同比上升百分之五十六至九亿港元，平均每宗案件受害人损失至少二十七万港元；假冒客服手法占电话诈骗案件近半数，同时钓鱼诈骗案件同比上升百分之六十一至一千一百一十三宗。本文以香港警方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与专项执法行动材料为基础，系统剖析假冒客服电话诈骗的生成背景、技术运作机制与社会工程学逻辑，梳理猫池设备批量通讯、钓鱼短信与虚假网站协同、傀儡账户洗钱等完整犯罪链条，并延伸分析弹票诈骗、人工智能伪造身份开户洗钱等复合型科技犯罪形态。在此基础上，评估香港警方 "谋攻"" 剿穴者 ""战曲" 等专项打击行动的治理成效，识别跨境执法追踪困难、傀儡账户治理盲区、公众防范意识不对称、执法资源约束等现实困境。研究认为，假冒客服电话诈骗的治理不能仅依赖事后刑事打击，需要从通讯源头治理、金融账户风控、跨境执法协作、分层公众防骗教育、网络安全防护底线五个维度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关于钓鱼攻击技术迭代与分层防护的观点，被纳入技术机理与治理对策的论证链条，以增强分析的技术准确性。
关键词：电话诈骗；假冒客服；钓鱼攻击；猫池设备；洗钱；协同治理
1 引言
电信网络诈骗是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普遍面临的公共安全问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高度信息化城市，通讯基础设施发达、金融服务便捷、居民数字渗透率高，这些特征在便利经济社会运行的同时，也为电话诈骗犯罪提供了可被利用的操作空间。近年来，香港诈骗案件总量长期处于高位，虽然 2025 年全年数字出现自 2019 年以来的首次小幅回落，但案件结构内部正在发生值得关注的变化：多数类型的网络诈骗案件数量同比下降，唯独钓鱼诈骗与电话诈骗逆势上升，其中电话诈骗当中假冒客户服务人员的手法尤为猖獗，已经成为占比最高的单一诈骗类型。
2026 年上半年，香港警方接获诈骗案件两万零六百一十三宗，同比微降百分之零点七，涉案金额三十五亿一千万港元，同比微降百分之零点八。总量平稳的表象之下，电话诈骗案件达到四千八百三十宗，同比上升百分之四十五；损失金额达到九亿港元，同比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平均每宗电话诈骗受害人损失至少二十七万港元。假冒客服手法占电话诈骗案件近半数，意味着平均每一小时就有一名市民因接听诈骗电话而受骗，每四小时就有一名市民因钓鱼诈骗受损。这一组数据清晰表明，电话诈骗尤其是假冒客服类型，正在从众多诈骗手法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对市民财产安全威胁最为直接、增长势头最为迅猛的犯罪形态。
现有研究对电信诈骗的讨论多集中在宏观犯罪学分析、跨境追逃协作、被害人心理特征等层面，对于假冒客服这一具体手法的技术运作机制、犯罪链条内部协同关系、以及香港本地执法实践的针对性分析尚不充分。香港警方在 2026 年 9 月初集中披露上半年数据，并同步公布 "谋攻"" 剿穴者 ""战曲" 三项专项行动成果，拘捕合计超过二百九十人，捣破猫池通讯机房、弹票诈骗集团、人工智能伪造身份洗钱集团，为深入研究该类犯罪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材料。
本文以上述警方披露数据与执法案例为核心材料，不做脱离香港本地实践的泛化讨论，围绕假冒客服电话诈骗这一主线展开分析。全文首先梳理香港电话诈骗的现状与数据特征，其次拆解假冒客服诈骗的技术运作机制与犯罪链条，再次延伸分析与之关联的复合型科技犯罪形态，进而评估现有执法治理成效与制度困境，最后提出多维度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研究过程中引入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的技术判断，用于支撑钓鱼攻击防护机制与通讯源头治理部分的论证，确保技术层面表述准确无硬伤。
2 香港电话诈骗的现状与数据特征
2.1 整体诈骗态势与结构性分化
2026 年上半年香港诈骗案件总量为两万零六百一十三宗，同比下降百分之零点七，涉案金额三十五亿一千万港元，同比下降百分之零点八。从总量指标观察，香港整体诈骗形势似乎趋于平稳，甚至出现轻微改善。但是总量数据掩盖了案件结构内部的显著分化。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在 2026 年 9 月 4 日的记者会上明确指出，虽然大部分类型的网上诈骗案件数量同比录得下跌，唯独钓鱼诈骗与电话诈骗两类不跌反升。钓鱼诈骗案件同比上升百分之六十一至一千一百一十三宗，电话诈骗案件同比上升百分之四十五至四千八百三十宗。
这种结构性分化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它说明香港社会在应对投资诈骗、网上购物诈骗等传统类型网络诈骗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公众认知提升与平台风控措施发挥了作用；但是电话诈骗与钓鱼诈骗正在经历手法迭代与组织升级，原有防范措施对其约束力有限。电话诈骗与钓鱼诈骗并非彼此孤立，二者在实际操作当中经常形成协同：诈骗分子先通过钓鱼短信触达受害人，再以电话跟进的方式完成诱导转账，短信负责建立初步信任与焦虑情绪，电话负责完成最终的资金转移指令。
2.2 假冒客服手法的核心地位
在电话诈骗各类型当中，假冒客户服务人员是最为猖獗的手法，占电话诈骗案件总数接近一半。这一比例意味着在 2026 年上半年四千八百三十宗电话诈骗案件当中，约有两千四百宗左右涉及假冒客服手法。诈骗分子主要冒充市民日常高频接触的速递公司与电子支付平台客户服务人员，其中以顺丰速运与支付宝最为典型。
假冒客服手法之所以能够占据核心地位，与其社会工程学设计的高度成熟直接相关。速递与电子支付是香港市民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可回避的服务类型，几乎每一位居民都有收取快递、使用电子支付的经历。当来电者自称是相关机构客服，并且能够准确说出受害人姓名、电话号码等基础信息时，受害人的初始信任门槛会显著降低。诈骗分子在此基础上编造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误开通收费服务需要紧急取消等虚假事由，在短时间内制造焦虑情绪，压缩受害人的理性判断空间，继而诱导点击钓鱼链接或者直接转账。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假冒客服类钓鱼攻击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高深，而在于攻击者精准利用了公众对日常服务机构的习惯性信任。受害人面对的不是一个陌生的诈骗电话，而是一个看似来自自己每天都在使用的服务机构的 "客服来电"，这种身份伪装极大降低了受害人的警惕性。这一判断解释了为何假冒客服手法能够在众多诈骗类型当中持续占据最高比例。
2.3 损失规模与受害特征
2026 年上半年电话诈骗损失金额达到九亿港元，同比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增幅显著高于案件数量百分之四十五的增幅。这一差异说明单宗案件的平均损失金额正在上升。警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每宗电话诈骗受害人平均损失至少二十七万港元。这一平均损失水平远高于一般类型的网络诈骗，反映出电话诈骗尤其是假冒客服类型的诈骗分子，正在从 "广撒网、小额骗取" 转向 "精准诱导、大额榨取" 的操作模式。
损失金额上升的背后，是诈骗分子对受害人资金状况的甄别能力提升。假冒客服诈骗当中，诈骗分子在诱导受害人登录虚假网站输入账户信息之后，可以直接查看受害人账户余额，进而根据资金规模调整诈骗策略，对于余额较高的受害人实施更长时间、更大金额的诱导。部分案件当中，诈骗分子甚至直接指示受害人将账户内全部资金转移至指定账户，单宗损失可以达到数百万港元。
从受害频率观察，2026 年上半年平均每一小时就有一名香港市民因接听诈骗电话而受骗，每四小时就有一名市民因钓鱼诈骗受损。这一频率直观反映了电话诈骗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渗透程度。需要指出的是，警方接获的报案数字通常低于实际发生数量，部分受害人因为金额较小、羞于报案或者认为追回无望而未向警方报案，实际受害规模可能高于官方统计。
3 假冒客服电话诈骗的技术运作机制
3.1 猫池设备与批量通讯基础设施
假冒客服电话诈骗的大规模实施，依赖一套专门化的通讯基础设施，其中核心设备是俗称 "猫池" 的多卡通讯设备。猫池设备可以同时插入大量移动电话卡，通过自动化程序控制多张电话卡并行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实现短时间内对海量目标号码的批量触达。香港警方在 2026 年 8 月底至 9 月初的专项行动当中，突击搜查元朗及荃湾区两个酒店房间，捣破诈骗集团的两个操作中心，检获两部猫池通讯设备、十二部手提电话、两部电脑以及一百六十三张流动电话卡。初步调查显示，有关设备曾被用作发送接近两千条钓鱼短讯，并涉及多宗电话骗案，涉案金额大约五十七万港元。
猫池设备的部署具有明显的流动性与隐蔽性特征。诈骗集团选择租用酒店房间作为临时操作中心，而非固定办公场所，可以在短时间内部署设备并在完成操作后迅速撤离，增加执法部门追踪与捣破的难度。酒店房间的匿名性与短期租赁特征，使得诈骗集团能够以较低成本建立临时通讯基站。与此同时，大量预付费电话卡的使用，进一步增加了号码溯源的困难。香港警方在行动中检获的一百六十三张电话卡，仅仅是一个操作中心的存量，整个诈骗网络所控制的电话卡数量可能远超此数。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猫池设备本质上是将工业级通讯能力低成本下放给犯罪集团的工具。在传统电信诈骗模式下，诈骗分子需要人工逐个拨打电话，效率受限；猫池设备使得批量自动拨号与短信发送成为可能，单台设备可以同时管理数十张甚至上百张电话卡，通讯效率呈数量级提升。这种基础设施的普及，是电话诈骗案件数量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幅攀升的重要技术前提。
3.2 社会工程学话术设计
假冒客服诈骗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于技术手段的复杂性，而在于社会工程学话术的精心设计。诈骗集团针对顺丰速运与支付宝两类高频服务，开发了高度标准化的话术脚本。以速递假冒为例，诈骗分子致电受害人，自称是速递公司客服，告知受害人有一个包裹因地址不正确无法投递，涉及海关清关费用，需要尽快处理否则包裹将被退回并产生额外费用。以电子支付假冒为例，诈骗分子自称是支付宝客服，告知受害人账户出现异常交易，或者受害人误开通了一项高额月度保险计划，需要立即操作取消否则将持续扣费。
这些话术的共同设计逻辑包含三个环节。第一，建立身份信任。诈骗分子使用与正规机构高度相似的自称方式，能够准确说出受害人姓名、电话号码等基础信息，使得受害人初始判断倾向于相信来电者身份。第二，制造紧急焦虑。话术当中普遍包含 "尽快处理"" 否则产生费用 ""账户将被冻结" 等紧迫性表述，目的在于压缩受害人的思考时间，使其在焦虑情绪驱动下做出非理性决策。第三，引导操作动作。在建立信任与制造焦虑之后，诈骗分子顺势提出解决方案，要么引导受害人点击短信中的钓鱼链接登录虚假网站，要么直接指示受害人将资金转移至所谓 "安全账户"。
社会工程学话术的有效性建立在对公众心理的精准把握之上。大多数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会遇到快递投递问题、支付账户异常等真实情况，诈骗分子编造的虚假事由与真实生活场景高度重合，受害人很难在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分辨真伪。加之诈骗分子往往要求受害人 "不要挂断电话"" 立即操作 "，进一步剥夺了受害人向亲友求证或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的机会。
3.3 钓鱼链接与虚假网站协同
假冒客服电话诈骗并非单纯依靠语音通话完成，而是与钓鱼短信、虚假网站形成多渠道协同的完整攻击链。警方披露的操作流程显示，诈骗集团首先通过猫池设备向市民发送虚假短讯，内容通常声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短讯当中嵌入一个钓鱼链接。受害人点击链接之后，被引导至一个视觉上与正规机构或银行网站高度相似的虚假网站。诈骗分子随后通过电话跟进，指示受害人在虚假网站上输入个人资料，包括户口号码、个人识别码、保安编码或一次性密码。这些信息被诈骗分子实时记录，随即用于登录受害人的真实账户盗取金钱。在部分案件当中，诈骗分子甚至跳过信息盗取环节，直接在电话中指示受害人将资金转账至指定账户。
这一协同攻击链的设计体现了明确的分工逻辑。钓鱼短信负责广撒网触达潜在受害人，并通过链接点击完成受害人的初步筛选 —— 愿意点击链接的受害人，其防范意识相对较弱，成为电话跟进的重点目标。虚假网站负责信息收集，其页面设计高度仿真，普通用户难以通过视觉分辨真伪。电话跟进负责最终转化，诈骗分子通过实时语音指导，克服受害人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犹豫与怀疑，确保资金转移动作最终完成。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钓鱼链接与虚假网站的协同是当前网络钓鱼攻击的主流形态，其技术门槛并不高，但防护难度很大。虚假网站的域名可以在短时间内注册并快速销毁，生命周期往往只有数小时至数天；钓鱼短信的发送号码通过猫池设备不断轮换，传统基于黑名单的拦截机制难以覆盖全部新增号码。这就要求防护体系不能依赖单一技术手段，而需要从通讯运营商侧的异常流量识别、金融机构侧的异常交易监控、用户侧的安全意识培训多个层面构建分层防护。
3.4 资金转移与洗钱链条
假冒客服诈骗获取受害人资金之后，需要通过洗钱链条将非法所得合法化，这一环节涉及傀儡账户的大量使用。诈骗分子在诱导受害人转账之后，资金首先进入由傀儡账户持有人提供的银行账户，随后被迅速拆分转移至多个二级账户，再通过自动柜员机提现、虚拟货币兑换或者地下钱庄等渠道完成清洗。傀儡账户持有人通常是被诈骗集团以小额报酬招募的本地居民，他们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出租、借出或者出售给犯罪集团使用，本身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账户被用于诈骗洗钱，但在法律上需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香港警方在 2026 年的专项行动当中，多次强调傀儡账户问题的严重性。警方提醒市民，将自己银行户口租出、借出甚至卖出予其他人士使用，有可能触犯洗黑钱罪，最高刑罚监禁十四年及罚款五百万港元。傀儡户口持有人一经定罪，警方会向律政司申请，寻求法庭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增加判刑。尽管法律后果严重，仍然有部分市民因为贪图数百至数千港元的报酬，将自己的账户提供给犯罪集团使用，成为诈骗洗钱链条当中的关键一环。
洗钱链条的存在，使得诈骗资金的追踪与追回面临极大困难。受害人转账之后，资金往往在数分钟之内就被拆分转移，当受害人发现受骗并报警时，资金可能已经经过多层账户流转并被提现。香港警方虽然与银行业界建立了可疑交易通报与紧急冻结机制，但资金流转速度与跨境转移的复杂性，使得全额追回的比例仍然较低。这一现实也解释了为何电话诈骗平均损失金额居高不下 —— 一旦资金进入洗钱链条，受害人挽回损失的概率就大幅降低。
4 诈骗生态的扩展形态：复合型科技犯罪
假冒客服电话诈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一个更为庞大的复合型科技犯罪生态当中。香港警方在 2026 年 9 月初集中公布的三项专项行动，除了针对电话诈骗与钓鱼短信的 "谋攻" 行动之外，还包括打击弹票诈骗集团的 "剿穴者" 行动与打击人工智能伪造身份开户洗钱的 "战曲" 行动。这三类犯罪虽然手法不同，但在组织模式、技术工具使用、洗钱渠道等方面存在高度重叠，共同构成香港当前科技犯罪的整体图景。
4.1 钓鱼短信与电话诈骗的协同
如前文所述，钓鱼短信与电话诈骗在假冒客服手法当中已经形成紧密协同。但二者的协同并不局限于假冒客服场景，而是广泛存在于各类诈骗形态当中。2026 年上半年香港钓鱼诈骗案件同比上升百分之六十一至一千一百一十三宗，增幅甚至高于电话诈骗。钓鱼诈骗的实施方式包括发送含有恶意链接的短讯、电子邮件，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虚假信息等。受害人点击链接之后，要么被诱导输入敏感信息，要么被下载恶意软件。
钓鱼诈骗与电话诈骗的协同关系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方面，钓鱼短信可以作为电话诈骗的前置触达手段，如前文假冒客服案例所示；另一方面，电话诈骗也可以作为钓鱼攻击的后续跟进手段，诈骗分子在通过钓鱼网站获取受害人初步信息之后，通过电话进一步诱导受害人完成更大金额的转账。这种多渠道协同使得诈骗攻击的成功率显著提升，单一渠道的防护措施很难完全阻断攻击链条。
4.2 弹票诈骗模式
弹票诈骗是香港地区一种具有本地特色的诈骗形态，诈骗集团利用银行支票结算的时间差实施欺诈。警方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在 2026 年 8 月采取代号 "剿穴者" 的拘捕行动，捣破一个俗称 "弹票党" 的本地诈骗集团，拘捕五男三女共八人，年龄介乎二十九至五十八岁，包括集团主脑、负责存入空头支票的骨干成员以及傀儡户口持有人，当中一名为持双程证人士。
该诈骗集团的运作模式具有明确的角色扮演分工。集团成员分别扮演 "保险经纪"" 货物买家 ""资深投资顾问" 等角色，通过不同社交平台及即时通讯软件接触受害人，游说对方进行交易，每宗交易金额由数万至几百万港元不等。为博取受害人信任，骗徒会以支票向对方交出保证金。事实上，有关支票是由诈骗集团经社交网站收买得来的傀儡户口所开出的空头支票。受害人不虞有诈，误信对方已交出保证金而随即付款，直到银行于一至两个交易结算日后弹票，对方失去联络后，才知道受骗。
该诈骗集团已运作超过半年，与最少十九宗同类案件有关，涉案总金额约两千五百万港元。警方在行动期间成功阻截一宗快将完成的诈骗交易，受害人在准备付款时得到警方通知，马上停止付款，否则可能蒙受过百万元的损失。弹票诈骗虽然不直接涉及电话通讯技术，但其利用傀儡账户、社交平台接触受害人、角色扮演博取信任等手法，与电话诈骗集团的组织逻辑高度一致，二者在傀儡账户供应、洗钱渠道等方面可能存在资源共享关系。
4.3 人工智能伪造身份开户洗钱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正在为诈骗犯罪提供新的工具。香港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在 2026 年 8 月 25 至 26 日进行代号为 "战曲" 的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犯罪集团，拘捕十五人。该犯罪集团利用伪造的香港身份证图像，于网上开立银行及储值支付工具户口，再用有关户口清洗犯罪得益。
案件起源于 2026 年年初一间本地银行向警方通报，指发现一批可疑的网上开户申请。该批申请者在开户时上载相同的香港身份证头像，但所配对的身份证资料各有不同。警方随即向其他金融机构作出查询，结果发现上述同一批虚假申请资料亦同样出现在其他金融机构。涉案机构包括三间本地银行及一间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由 2025 年 11 月到 2026 年 7 月，总共录得二百一十宗可疑申请。其中有四十二个户口成功开立，当中有十四个户口被用作洗黑钱，合共清洗约一百一十三万港元的犯罪得益。
该犯罪集团的技术手法体现了人工智能与图像编辑工具的结合。集团透过不同途径获取一批市民的身份证资料，包括遗失及被盗身份证。主脑用修图软件及人工智能工具将身份证头像移除，换上 "傀儡" 照片，伪造出假身份证，再透过手机应用程式上载及进行自拍人面配对，成功通过电子认识你的客户数码身份验证，开立户口。为避开机构侦测，集团有时会将同一名 "傀儡" 的头像加工，制造出不同外观，如改变发型、眼镜等细节，扮成不同申请人，以增加成功开户的机会。
警方在行动中拘捕十五人，包括两名主脑及十三名 "傀儡" 成员，年龄介乎十八至五十七岁。行动期间搜查其中一名主脑住所时，当场发现他正使用修图软件及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假身份证图像，在其电脑及手机检获大量伪造身份证图像。两名主脑已被暂控合共两项 "串谋使用虚假文书" 罪，并已在裁判法院提堂。
这一案件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于诈骗辅助环节的现实风险。伪造身份证图像通过电子认识你的客户验证之后开立的银行账户，成为诈骗资金清洗的关键通道。虽然涉案金额仅一百一十三万港元，规模相对有限，但该手法的技术门槛正在持续降低，一旦大规模扩散，将对金融账户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涉案集团曾作出二百多次开户申请，当中大部分被系统自动拒绝，显示涉事机构的电子认识你的客户系统发挥了一定把关作用；而成功开立的四十二个户口亦迅速被相关职员识别出异常并即时通报警方，说明人工复核机制在防范此类欺诈中仍然不可或缺。
5 治理实践与执法成效
5.1 专项打击行动
香港警方在 2026 年针对诈骗犯罪采取了一系列专项打击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代号 "谋攻" 的全港反诈骗专项行动。在过去两周内，来自刑事部及六大总区的刑侦人员在全港不同地方合共拘捕二百六十九名疑犯，包括一百八十八男八十一女，大部分涉嫌干犯 "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诈骗 ""串谋诈骗" 及俗称洗黑钱罪行，当中涉及二百零三宗骗案及科技罪案，并以电话骗案、网上购物骗案及网上投资骗案为主，涉及款项三亿二千万港元。
"谋攻" 行动的成效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捣破了猫池通讯基础设施。警方突击搜查元朗及荃湾区两个酒店房间，检获两部猫池设备、十二部手提电话、两部电脑及一百六十三张流动电话卡，直接切断了诈骗集团的批量通讯能力。第二，拘捕了四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二十六至四十四岁，以 "串谋诈骗" 罪名处理，打击了诈骗集团的本地操作层。第三，通过行动震慑了潜在的犯罪参与者，向社会传递了警方打击电话诈骗的明确信号。
除 "谋攻" 行动之外，"剿穴者" 行动捣破弹票诈骗集团，拘捕八人，瓦解了一个运作超过半年、涉及十九宗案件、涉案金额两千五百万港元的犯罪集团；"战曲" 行动捣破人工智能伪造身份洗钱集团，拘捕十五人，检获大量伪造身份证图像。三项行动合计拘捕超过二百九十人，涉及案件超过二百二十宗，涉案总金额超过三亿五千万港元，集中展示了香港警方在科技犯罪领域的执法能力。
5.2 跨机构协作机制
香港警方在诈骗治理当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跨机构协作机制。在执法层面，商业罪案调查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三个专业部门分工协作，分别负责诈骗案件侦查、洗钱资金追踪、科技犯罪技术调查，形成覆盖诈骗全链条的执法能力。在 "谋攻" 行动当中，刑事部与六大总区刑侦人员联合行动，实现了情报分析与区域执法的协同。
在金融层面，警方与银行业界维持紧密情报交流。银行在发现可疑开户申请或者异常交易时，及时向警方通报，警方据此开展调查并采取冻结措施。在 "战曲" 案件当中，正是一间本地银行率先通报可疑开户申请，才引发了警方对整个犯罪集团的深入调查。涉案银行及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在事件后进一步优化开户措施，包括新增地址、电邮及电话重复警示，以及实施更严格的人手覆检机制，以提升整体验证门槛。
在通讯层面，警方与电讯运营商合作，对疑似诈骗号码实施拦截与停号处理。虽然猫池设备的号码轮换机制增加了拦截难度，但运营商侧的异常流量识别与快速停号机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诈骗通讯的生存空间。
5.3 公众宣传与防骗热线
香港警方在执法打击之外，高度重视公众防骗宣传。反诈骗协调中心长期运营防骗宣传活动，包括制作防骗宣传片、在社区开展防骗讲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最新诈骗手法预警等。2026 年 9 月的数据发布会上，警方特别针对假冒顺丰速运与支付宝客服的诈骗手法，向市民提供了具体的核实方法。
针对支付宝假冒客服，警方提醒市民可以在支付宝手机应用程式内右上角进入 "通知" 版面，拣选 "系统通知"，查看相关客服联络纪录。如果收到自称支付宝客服的来电或短讯，应该先收线，查证应用程式内有否相关纪录，如果没有就代表之前联络的所谓客服绝对是假冒。支付宝亦不会主动致电并非支付宝的客户。
针对顺丰速运假冒客服，警方指出顺丰已在网页上载其官方客服热线，并提醒市民自 2025 年 4 月起已经将取件通知改以官方手机应用程式推送，而且不会在电话中索取市民个人资料、银行资料，不会要求转账，也不会将客户电话转驳至执法部门或银行。市民不应相信任何自称为顺丰的短讯内容。
警方同时运营 18222 防骗易热线，市民对收到的来电或短讯有怀疑时，可以致电该热线查询。此外，警方反复提醒市民切勿为金钱利益将自己个人资料或已登记的电话卡交予他人使用，有关资料或电话卡一旦被犯罪集团利用，有机会令自己卷入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带来刑责及其他严重后果。
6 治理困境与制度短板
6.1 跨境执法与技术追踪难题
电话诈骗犯罪具有显著的跨境特征。虽然香港警方在本地捣破了猫池操作中心并拘捕了多名本地操作人员，但诈骗集团的核心策划层、话术脚本编写者、资金最终受益人往往藏匿于境外，香港警方的执法管辖权难以覆盖。猫池设备的操作中心可以在香港设立，但诈骗集团的指挥与分赃体系可能位于东南亚等地区，跨境执法协作需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者双边司法协助渠道推进，程序复杂、周期漫长。
技术追踪层面同样面临困难。猫池设备使用的预付费电话卡可以在不实名登记的情况下获取，号码溯源链条在电话卡购买环节就已经断裂。钓鱼链接所使用的域名可以在境外注册商处快速注册并销毁，域名注册信息往往被隐私保护服务隐藏。虚假网站的服务器可能位于境外，香港执法部门难以直接调取服务器数据。这些技术特征使得诈骗集团的核心人员能够在相对安全的距离之外操控整个犯罪网络，本地执法行动往往只能触及操作层与洗钱层，难以实现对犯罪集团的根本性打击。
6.2 傀儡账户与身份盗用的治理盲区
傀儡账户是诈骗洗钱链条当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治理当中的难点。香港警方虽然通过法律宣传与刑事追诉对傀儡账户持有人施加压力，但仍然有部分市民因为短期经济利益而出借、出租或者出售自己的银行账户。傀儡账户持有人的背景复杂，部分是经济困难的基层市民，部分是被朋友或亲戚诱导参与的年轻人，部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身份盗用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在 "战曲" 案件当中，犯罪集团通过遗失及被盗身份证获取市民身份资料，再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伪造身份证图像，配合傀儡成员的自拍照片通过电子认识你的客户验证。这意味着即使市民本人没有主动出借账户，其身份信息也可能被盗用用于开立傀儡账户。身份盗用的源头治理涉及身份证遗失报失机制、身份证件防伪技术升级、电子认识你的客户验证标准完善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
6.3 公众防范意识与信息不对称
尽管香港警方长期开展防骗宣传，但公众防范意识仍然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与信息不对称。老年人、新移民、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由于对数字技术的熟悉程度有限、对新型诈骗手法的认知不足，更容易成为电话诈骗的目标。与此同时，诈骗分子的话术脚本持续迭代，新的假冒对象与新的虚假事由不断出现，公众的防范认知往往滞后于诈骗手法的更新速度。
信息不对称还体现在官方核实渠道的知晓率方面。警方虽然提供了 18222 防骗易热线、支付宝应用程式内通知查询、顺丰官方客服热线等核实渠道，但并非所有市民都知晓这些渠道的存在与使用方法。在接到假冒客服电话时，受害人往往在诈骗分子制造的焦虑情绪驱动下直接按照指示操作，没有意识到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来电真伪。如何将防骗信息精准传递到高风险群体，提升官方核实渠道的知晓率与使用率，是公众宣传工作需要持续改进的方向。
6.4 执法资源与财政约束
香港警方在诈骗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面对持续增长的案件数量与日益复杂的犯罪形态，执法资源仍然面临约束。商业罪案调查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三个部门需要同时处理大量诈骗案件，每宗案件的调查都涉及通讯数据分析、资金流向追踪、跨境情报协作等复杂工作，人力与技术资源的需求持续增长。
财政约束进一步限制了执法资源的扩张空间。在公共财政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警务部门的预算增长有限，难以无限制增加侦查人员与技术设备投入。这就要求警方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情报主导警务、跨部门协作、技术手段升级等方式提升执法效率，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打击诈骗集团的核心环节与关键人员，而非平均分配到每一起小额案件。
7 完善治理路径的对策建议
7.1 强化通讯源头治理
通讯渠道是电话诈骗与钓鱼短信的触达入口，强化通讯源头治理是压缩诈骗生存空间的基础性措施。第一，推动电讯运营商升级异常流量识别能力，针对猫池设备的批量自动拨号与短信发送特征建立检测模型，在通讯网络层面识别并拦截疑似诈骗通讯流量。第二，完善预付费电话卡实名登记制度，加强对电话卡销售渠道的监管，打击批量购买预付费电话卡用于诈骗的行为。第三，建立诈骗号码快速停号与共享机制，警方在确认诈骗号码后及时通知运营商停号，并将号码信息共享给全行业，缩短诈骗号码的有效生命周期。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通讯源头治理的关键在于识别异常模式而非依赖号码黑名单。诈骗号码可以无限轮换，但猫池设备的通讯行为模式 —— 短时间内从同一基站发出大量短信或拨号、被叫号码高度分散、通话时长极短 —— 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通过行为模式分析可以在通讯网络层面实现更有效的拦截。这一技术思路应当被纳入电讯运营商的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当中。
7.2 完善金融账户风控体系
金融账户是诈骗资金流转的必经通道，完善金融账户风控体系是阻断洗钱链条、提升资金追回率的关键。第一，银行业与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应当持续优化电子认识你的客户验证机制，在人工智能伪造身份技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提升人脸活体检测、身份证件防伪验证、多要素交叉核验的技术标准。第二，建立异常交易实时监控与紧急冻结机制，对于新开立账户短期内接收大额资金并迅速拆分转移的异常模式，系统自动触发风控预警，银行工作人员及时介入核实，必要时冻结账户。第三，加强傀儡账户持有人的信用惩戒，将因出借账户被定罪的人员纳入金融信用黑名单，限制其未来开立银行账户与获取金融服务的资格，提高傀儡账户行为的长期成本。
在 "战曲" 案件当中，涉事金融机构在事件后新增地址、电邮及电话重复警示，并实施更严格的人手覆检机制，这些措施具有推广价值。行业监管机构可以总结此类案件的风控经验，形成统一的行业指引，推动所有金融机构落实相应的风控标准。
7.3 深化跨境执法协作
电话诈骗的跨境特征决定了单靠香港本地执法难以实现根本性治理，深化跨境执法协作是必由之路。第一，加强与内地执法部门的情报共享与联合行动。香港与内地在诈骗犯罪领域存在密切的人员流动与资金往来，两地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常态化的情报交换机制，针对跨境诈骗集团开展联合侦查与同步抓捕。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刑警组织框架下的多边执法协作，与东南亚等诈骗集团藏匿高发地区的执法机构建立司法协助渠道，推动对诈骗集团核心策划层与资金受益人的跨境追诉。第三，探索跨境资金冻结与返还机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在诈骗资金跨境流转的节点实施拦截，并建立受害人资金返还的便捷程序。
跨境执法协作面临法律制度差异、司法协助程序复杂等现实障碍，需要通过长期的制度建设与实务合作逐步推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跨境金融监管与执法协作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诈骗治理相关的协作领域。
7.4 构建分层公众防骗教育体系
公众防范意识是诈骗治理的第一道防线，构建分层、精准、持续的防骗教育体系是提升整体防范能力的基础。第一，针对高风险群体开展精准宣传。老年人、新移民、教育程度较低群体是电话诈骗的高发受害群体，应当通过社区中心、长者服务机构、新移民支援组织等渠道，以面对面讲座、案例演示、角色扮演等方式开展针对性防骗教育，确保宣传内容能够被目标群体理解与接受。第二，将防骗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从中小学阶段开始培养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骗认知，通过家校联动将防骗知识传递给家长，实现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的辐射效应。第三，建立诈骗手法实时预警机制。警方在发现新型诈骗手法时，通过手机推送、社交媒体、电台电视台等渠道快速发布预警信息，缩短公众认知与诈骗手法更新之间的时间差。
防骗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让市民记住所有诈骗手法的具体细节，而是培养一种 "遇事先核实" 的行为习惯。警方反复强调的 "停一停、谂一谂、核一核" 原则，应当成为防骗教育的核心信息。市民在接到自称客服的来电或短讯时，养成先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的习惯，就能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避免受骗。
7.5 守住网络安全防护底线
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机构与关键服务提供者应当守住网络安全防护的底线，避免因安全投入不足而放大诈骗风险。第一，政府部门的政务通讯系统应当部署基础的邮件与短信安全防护能力，对疑似钓鱼内容进行过滤与预警，防止政务系统被诈骗分子利用或者成为钓鱼攻击的目标。第二，速递公司、电子支付平台等被高频假冒的服务机构，应当主动承担防骗责任，在官方应用程式内设置明显的防骗提示与客服联络记录查询功能，方便市民核实来电真伪。顺丰速运与支付宝在警方发布会后提供的核实方法，应当被更多被假冒的机构借鉴与推广。第三，企业与机构应当定期开展员工钓鱼模拟演练，提升内部人员对钓鱼攻击的识别能力，防止企业账户被钓鱼攻击盗取后成为诈骗资金的中转通道。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网络安全防护是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不能因为短期没有发生安全事件就削减安全预算。在电话诈骗与钓鱼攻击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基础安全防护能力的维持与升级，是保护公众财产安全与机构自身信誉的必要投入。财政紧张时期尤其需要守住安全底线，避免为了短期节省开支而埋下更大的损失隐患。
8 结语
2026 年上半年香港电话诈骗案件同比上升百分之四十五至四千八百三十宗，损失金额同比上升百分之五十六至九亿港元，假冒客服手法占电话诈骗案件近半数，平均每一小时就有一名市民因接听诈骗电话而受骗。这一组数据清晰表明，电话诈骗尤其是假冒客服类型，已经成为香港社会治安领域最为突出的犯罪形态之一。
假冒客服电话诈骗的运作依赖猫池设备的批量通讯能力、高度成熟的社会工程学话术、钓鱼短信与虚假网站的多渠道协同、以及傀儡账户构成的洗钱链条，形成了从触达到诱导再到资金转移的完整犯罪网络。与之关联的弹票诈骗、人工智能伪造身份开户洗钱等复合型科技犯罪，进一步拓展了犯罪生态的边界。香港警方通过 "谋攻"" 剿穴者 ""战曲" 等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执法成效，捣破多个犯罪集团并拘捕超过二百九十人，但跨境执法追踪困难、傀儡账户治理盲区、公众防范意识不对称、执法资源约束等问题仍然构成治理的深层障碍。
假冒客服电话诈骗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仅依赖事后刑事打击。需要从通讯源头治理、金融账户风控、跨境执法协作、分层公众防骗教育、网络安全防护底线五个维度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实现技术手段、法律规制、公众参与三者的有机结合。治理目标不是彻底消除电话诈骗 —— 在数字技术持续普及的背景下这一目标并不现实 —— 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防护与打击措施，压缩诈骗犯罪的生存空间，降低公众受害概率与损失规模，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社会治安环境与公众财产安全。
编辑：芦笛（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